二、横向的历史氛围。
恩格斯对“历史”一词曾下过这样的定义：“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⑤在这里，恩格斯实质上是对他的历史发展合力说的又一种表达。他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过去，我国史学界在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中，对恩格斯的“合力”理论理解欠妥，误以为恩格斯所说的合力是社会各阶级在推动历史前进中各种力量的矢量和。事实上，恩格斯所说的合力，不仅仅是指各阶级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问题，而是泛指影响历史发展方向的各种因素。为了深入理解恩格斯这段论述和明了横向的历史氛围对历史在从多向选择到单向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一事为例。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北部兴起了强大的马其顿王国。这时候，可以假定地中海世界的历史面临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其一，希腊诸城邦联合起来限制马其顿人力量的发展；其二，马其顿人南下不行，如果向北发展，和向西面波河流域发展，则古代西方历史将是另一番图景；其三，波斯帝国结联地中海沿岸各属国共同抗敌，不让亚历山大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东方；其四，马其顿人征服希腊诸邦，打败波斯帝国，慑服整个地中海世界。这四种构想，在当时都是可能的。但是，由于当时地中海世界各种历史因素的冲突和结合，导向了第四种可能性变成了历史现实。这些因素是：（一）马其顿人刚从原始部落状态发展而来，勇猛强悍，富有强烈的战争扩张欲望；（二）希腊其他城邦普遍陷入危机之中，无力联合起来抵御马其顿人的南下；（三）希腊人与波斯人积怨已久，希腊人想通过马其顿人惩罚波斯人，故相当多的希腊人对马其顿人的南下不是起来抵抗，而是开门揖之；（四）亚历山大的父亲菲力浦斯二世遭人暗杀，当时有人说这是波斯人干的，于是激起亚历山大和马其顿人报君父之仇的战争热情；（五）继位时，亚历山大年仅20岁，属下不服，叛乱四起，在暂时镇压国内叛乱之后，为转移国内矛盾，亚历山大决定出兵东征。（六）是时的东方国家大多处在波斯的残暴统治下，他们把东侵的马其顿人当作救星，许多城池不战而下；（七）亚历山大本人为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受过良好的教育，文明的熏陶和野蛮民族的强悍在他身上得到了统一，造就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良好素质。（八）波斯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腐败透顶，在亚历山大的铁蹄下，不堪一击。正是这一系列的横向因素导致了马其顿王国的历史排除了其他几种可能性，择定了远征东方作为其发展的单向现实。
如果说历史的纵向沉积对未来历史的发展富有某种前定性的话，那么横向的历史氛围对未来历史的选择，很大程度是非前定性的，它只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各种因素作用于某一历史事件上并依其各种因素所作用的力的大小而决定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下图中如果我们假定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历史发展到M点上，那么，M的未来发展方向如何，则取决于作用于M点的A、B、C、D、E、F、G几种力量的大小和方向，如果A、B、C三点的力量占绝对优势，M即向着正右方向发展，如果D、F 两点力量大于其他作用点，M便向左上方向发展，……有时候，我们发现， 在未来历史发展的选择时刻，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选择，如上面所说的马其顿人南下希腊半岛，当时希腊以雅典为代表就存在着亲马其顿和反马其顿两派，两派力量基本相当，但影响这一历史事件的其他几方面的因素增强了亲马其顿派的力量，最后终于导致全部希腊城邦归于马其顿属下。
三、历史的偶然性。
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面貌，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内涵。这种独特的历史面貌和历史内涵的存在，大多数取决于该国家该民族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偶然的历史事件，任何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偶然，便没有历史。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没有偶然，世界历史就会带上非常神秘的色彩。我们说，历史处于稳定发展阶段时，历史的偶然事件对于未来历史的影响较小，但当社会发展处于急剧变革的时代，当历史面临着多向选择时，往往一个很小的偶然因素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单向现实。
过去，理论界在论及历史偶然性时，只承认偶然性对历史起到的加速和延缓作用，看不到偶然因素会决定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我们认为，这种传统观点错就错在把历史看似在预定轨道上奔驰的列车。事实上，人类历史既没有预定的轨道，也没有预定的站台，一切都是自然的发展过程。更不是象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一时偏离方向，但最终还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历史发展方向无所谓正确错误与否，亦无所谓方向偏离之说。“存在就是合理”这一命题，如果用于我们理解历史，是再也合适不过了。在历史的多种选择中，一种选择一旦压倒其他选择而成为单向发展现实，它便是合理的。而且，这种新的选择又成为未来历史发展的起点，往后的历史就会在此种单向现实的基础上延伸下去。但是，在诸种选择中，一种选择何以排除掉其他选择而成为未来历史的单向发展现实呢？除上述纵向的历史沉积和横向的历史氛围诸因素外，历史偶然性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我们知道，历史偶然性的基本属性是历史发展的因果链条脱节，前因不致后果，或后果不出于前因。在偶然性因素占主导地位的时候，纵向的历史沉积或横向的历史氛围的作用隐没下去，历史被偶然左右着。我在《历史的偶然与偶然的历史》一文（载《争鸣》1987年第5期），曾提到过近代中国不是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只因为偶然的历史事件导致康梁变法失败，资本主义的前途断送在襁褓之中。有的同志不同意我的看法。在此我想借机会重申我的观点，并以此作为我们理解历史偶然性在历史从多向选择到单向发展中作用的例证。
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社会性质，与隔海相望的日本几无差异，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危难问题——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但是日本却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将大和民族引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之中，短短几十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而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象邻邦日本那样，在封建王朝的废墟上发展资本主义，尝试就是康梁的百日维新。我们说，如果这次维新运动成功，往后的中国定会出现另一番景象。事实上，当时的客观条件是有助于变法成功的：（一）全国上下要求变法的呼声很高，变法代表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二）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是解决中国备受侵略的根本大计；（三）康梁所推行的变法内容，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四）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不少权臣都赞成变法，为全国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准备了良好的条件；（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各地扩展，把经济落后民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是当时总的历史趋势。然而，康梁的努力最后失败了。百日维新的失败，关键不在于中国资本主义先天不足而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而在于历史偶然性极大地影响了这次变法的成功。这就是慈禧太后的专权和所谓的帝党与后党之争，从而使这次变法成了宫廷党争的牺牲品。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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