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浙东史家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特色，虽然它也来自宋元浙东史家，都比其前辈做出了更大的成绩，这就是对乡贤事迹的发掘。或称之为乡士史研究。宋王应麟辑《四明文献集》，元吴师道撰《敬乡录》，是宋元浙东史家发掘乡贤事迹，从事乡土史研究之嚆矢。明代浙东史家从宋濂起就继承此项工作。宋濂撰《浦阳人物记》，分忠义、孝友、政事、文学、贞节五类，为浦江乡贤二十九人写了详细的传记。是书发凡起例，每一类之前有小序，每篇传记后有论赞，比宋元前辈的同类书更合乎史书的规范。为之立传的人物经过郑重选择，纠正了好扬富贵而没贫贱的不良风气，“立言惟公，即匹夫、列女，咸使光照后裔，真有古良史之风”（46）。以后，这类乡土史作品络绎不绝地问世，搜罗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郑柏《金华贤达传》所收金华乡贤分五类，共收三百二十五人。应廷育《金华先民传》分十类，共收三百六十九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代浙东史家所撰的地方乡贤传约七十种，如果加上他们参预修撰的地方志和地方文献录，合计约二百种，这是同时代全国其他地区不能相比的。地方乡贤传这类书的写作目的是为本乡本土争光，在某些作品中虽也难免有过誉之词，浮夸之风，但是大多数作品是实事求是，资料详实，立论公允的，表现了作者爱乡土的朴素感情。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说过：“君子之不忘乎乡，而后能及于天下也。”（47）一个人，只有爱家乡，才能推广其爱家乡之心及于国家民族，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的人，是很难说他会有爱国家民族之心的。据此，明代浙东史家对乡贤事迹的发掘，从事乡土史研究，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了。
明代浙东史家还有三点与整个明代史学风气相一致的特色，这就是重视当代史修纂，重视宋元史改修与续补，喜欢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明代第一部当代史是宋濂的《洪武圣政记》，第一部补《宋史》之失的史书是宋濂的《唐仲友补传》，第一部私修元史是朱右的《元史补遗》，第一部对《资治通鉴》既有上溯又有续后，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独立看法的书是陈的《通鉴续编》。这些在明代史学上都是有首创之功的，当亦是明代浙东史学值得称道之处。
三、明代浙东史学的影响与不足
明代浙东史学介于宋元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之间，在学术传承上是一座十分重要的桥梁。清代浙东史学是远绍宋元浙东史学之统绪，近受明代浙东史学的影响，再加上明末清初特定环境的刺激，才由黄宗羲等人缔造的更加灿烂辉煌的史学统派。
先从师友之间的传承与影响说起。宋濂是给予清代浙东史学影响较大的一位，他的门生有方孝孺。方孝孺承袭宋濂学术的正确部分而抛弃了出入佛老的部分，他虽然死于靖难之变，但他的学术影响了有明一代，被黄宗羲称为“有明之学祖”（48）。他的《逊志斋集》中的历史论文，对黄宗羲有启发作用。方孝孺的家乡宁海在台州与宁波交界处（49），通过他，南宋以来金华学者的优良学风进一步传播到宁波。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清代浙东史学大师，对金华学者，包括宋濂在内，都是充分肯定的。全祖望称扬宋濂“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50）胡翰的历史观，也影响了清代浙东史学大师黄宗羲。他在文集的《衡运》篇中提出的“十二运说”，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题辞”中加以引述，似乎深信不疑。《尚贤》篇、《井牧》篇、《慎习》篇中的若干论断，似亦为《明夷待访录》所吸收。黄润玉对清代浙东史学也有较大影响。他晚年致仕回乡，在家乡筑南山书院讲学，学者称南山先生。明初，朝廷兴学，规定非府州县学出身者不得应科举，因而使书院的私人讲学之风受到很大打击。黄润玉是明代前期较早恢复书院的私人讲学之一人，他“以知行为两轮”之学教授生徒，倡导“明理务在读书，制行要当慎独。”（51）他编《四明文献录》虽有王应麟《四明文献志》为前导，但是主要还是受了盛行于金华府搜辑乡贤事迹的风气所影响。他把这种风气推广到了宁波府，使以后出现了多种《四明文献志》、《四明文献录》一类的书，而宋元二代以金华府为核心的浙东史学，终于逐渐转移到了以宁、绍二府为核心的浙东史学。张元忭对黄宗羲也有间接的影响。他与许孚远交谊甚笃，经常通信切磋学问。许孚远是刘宗周的老师，刘宗周是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从许孚远那里知道了张元忭的学行，十分钦佩，但是可能没有见过张元忭，故有“君子哉若人，于今吾不得而见之矣”的感叹（52）。黄宗羲当然也没有见过张元忭，但对张元忭能纠正浙中王门弟子的谬误则是嘉许的。
再看学风的传承关系。明代浙东史家的博学多识、经世致用、不立门户兼容并包等优良学风，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清代浙东史学有传承关系。经世致用，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即章学诚所说的“史学所以经世也，固非空言著述也。”（53）不同时代有不同形式的经世致用。明代前期，天下太平，浙东史家多着眼于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宋濂的《洪武圣政记》、胡粹中的《元史续编》、陈的《通鉴续编》，偏重于探讨当代典章制度的建立与前代典章制度的得失，为新建立不久的明朝统治者提供资治参考。这是一种史学经世致用的表现形式。明代中后期，北虏南倭步步进逼，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浙东史家的着眼点开始转移到了事之成败得失与人之邪正上来，特别对人之邪正，更是史家注意力集中之点，褒善贬恶成了史书的主要内容。徐学聚的《历朝珰鉴》、张时彻的《善行录》、黄尊素的《隆万两朝列卿记》，以及许多地方先贤传之类，都是以褒贬人物为撰著宗旨的。范理的《读史备忘》、孟称舜的《孟叔子史发》，通过人物评论史事，亦有褒善贬恶之意。这是明中后期史学经世致用的主要形式。清代浙东史学秉承前辈史学经世致用的遗风，在黄宗羲主要是评论明代的事之成败与人之邪正，全祖望亦是以褒善贬恶为世人提供鉴戒。直到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系统反思，史学的经世致用才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不立门户兼容并包的学风，在明初似乎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当时传统学术初步恢复与振兴，不具备形成学术门户的主客观条件。明代中后期，政治上出现党争，学术上也有了不少宗派，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少浙东史家仍能保持不立门户兼容并包的优良学风，这就比较不容易了。清代浙东史家基本上也还能继承这种学风，不过由于东林党及复社等长期进行朋党斗争的影响，即使像黄宗羲那样的史学大师，也是“党人之习气未尽”，“门户之见深入而不可猝去”（54）。在这方面竟还不如明代的宋濂、张元忭、金贲亨等人做得更好。
明代浙东史学犹如明代整个学术文化受封建专制强化所禁锢那样，也有明显的不足，这就是史家们很少做到贵专家之学这一点，对史学都不是很专精，没有做出像司马迁、刘知几、郑樵，或后来的章学诚那样的成绩。明代浙东史家大多数是博学多识的，但他们不能由博返约，专精于史学，没有留下十分突出的史学著作。有些人虽有史学著作行世，却往往又被他自己的其他著作或别的突出的表现所掩盖。如宋濂，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大于史学，更多的人知道他的散文写得好，是明代“台阁体”文风的先驱，却不知道他是明代撰修当代史和地方史的创始者。又如王祎，他在《明史》中被列入“忠义传”，那是因为明初他奉使云南，去招降占据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被扣留后不屈死。他的忠义气节掩盖了自己的史学成就。其实，岂只浙东史家如此，就是明代其他的著名史家也是如此。王世贞、李贽都有较好的史学著作，但是前者更大的成就在文学方面，后者则以异端思想家著称于世，他们的史学成就被掩而不彰了。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产生所谓明代无史学，或明代史学不足道这种误解的根源。这种误解是必须纠正的，明代不但有史学，并且具体到浙东史学，就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成就，对于后来清代浙东史学的形成，应该说是有一定的传承关系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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