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到了宋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刘攽、沈括、洪迈、王应麟等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而却有二位独步当时的人物。一位是郑樵，他在《通志》中设《校雠》、《图谱》、《金石》三略，不仅扩大了文献的范围，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尚有一定影响。①另一位便是朱熹，他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家，他把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引入史学领域，强调用理学去统率指导史学，把“理”作为历史评价的最高标准，充分显示出其史学的理性色彩。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史学对于理学的作用，认为理学离不开史学，需要史学为之体现，所谓“理无事则无所依附”，只有遍知天下精粗巨细之史事，义理“方可见用”，否则便是“凭地空说”，②史学的作用便是能“通知古今之变”，观“义理之得失。”③所以，在具体进行史学研究的过程中，朱熹又有着求真求实的客观精神，特别是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上，体现尤为突出。
一关于文献的辨伪
我国古代史学素有辨别历史文献真伪的风气，早在先秦时期，孟子即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论，汉唐著名史家司马迁、刘向、班固、刘知几等也都重视辨别古书的真伪。但对于历史文献的广泛辨伪工作则是自宋代才开展起来的。欧阳修、司马光、洪迈、郑樵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而以朱熹为最重要的人物。
朱熹的辨伪锋芒首先指向的是古代的经书，在这方面他取得的成就最大。他先作《诗序辨》，揭破整篇《诗序》都有失《诗经》真意，“皆是后人杜撰，先后增益凑合而成”，“全不可信”。他说：“《诗序》多是后人妄意推想诗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诗序》作而观《诗》者不知《诗》意。”④我们知道，《诗序》世传皆为子夏所作，唐韩子始不信之。⑤北宋程颐虽承认它必是同时人所作，但已指出有后人添入者。⑥欧阳修也疑“《诗序》非子夏之作。”⑦郑樵则专作《诗辨妄》一篇，指出：“《诗小序》只是后人将史传去谏，并看谥，却附会作《小序》美刺。”朱熹进一步怀疑《诗序》，就是受到了郑樵的启发。他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⑧可见，朱熹之疑《诗序》为后人杜撰、全不足信，是从《诗》与《诗序》内容的具体对比中得出的。《语类》卷八十详载其对比考辩情况，不详引。
朱熹又作《孝经刊误》一篇，辨明《孝经》中有许多内容出于“后人附会”，非孔子所说。《语类》卷八十二云：“《孝经》是后人缀辑”，“疑是战国时人斗凑出者。”他更屡辨《古文尚书》，认为：“《书》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传，古文乃壁中之书。《禹谟》、《说命》、《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读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书……岂有数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讹损一字？却又是伏生记得者难读，此尤可疑。”“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⑨朱熹提出这个问题确实使得伪《古文尚书》受到了致命的打击。他还命蔡沈作《书集传》，每篇下注明“《古文》、《今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令读者一览便知《今文》、《古文》的区别。这一辨别伪《古文尚书》的方法，至今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继而朱熹又疑及《尚书》孔安国传和序之伪：“《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人所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今观《序》文，亦不类汉文章，汉时文字粗，魏晋间文字细。”⑩并连及《孔丛子》，认为它与孔传的文字一致，“皆是那一时人所为。”他说：“《孔丛子》亦伪书，而多用《左氏》语者；……叙事至东汉，然其词气甚卑近，亦非东汉人作；所载孔臧兄弟往还书疏，正类《西京杂记》中伪造汉人文章，皆甚可笑；所言不肯为三公等事，以前书考之，亦无其实。”（11）这就直接启发了清代学者来制定王肃作伪的案子。
此外，朱熹对《尔雅》、《礼记》、《仪礼》，甚而至于他最推崇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以及子书如《管子》、《老子》、《文中子》，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还有古今百家杂史等等，都作了实事求是的考辨。如其论《仪礼》曰：“《仪礼》便不可深信。”（12）论《大学》曰：“《大学》乃断章取义，不必引以为说也。”（13）论《管子》则曰：“《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14）尤其是他辨《左传》非“丘明”所作，实成一家言。《语类》卷八十三曰：“或云左氏是楚左史倚相之后，故载楚史较详。……左氏必不解是丘明，如圣人所称，煞是正直底人。如《左传》之文，自有纵横意思。《史记》却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或云：左丘明，左丘，其姓也。《左传》自是左姓人作。又如秦始有腊祭，而《左氏》谓‘虞不腊矣’，是秦时文字分明。……《左传》是后来人做，为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后来请人疑辨《左传》各点，几乎全为朱熹已先发于此。
它如《文集》卷七十六《再定太极通书后序》辨濂溪《易说》之伪，卷八十一《书张氏所刻潜虚图后》辨温公《潜虚》足本之伪及温公《易说》之伪等等，朱熹说：“今之伪书甚多，如镇江府印《关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伪书。……又尝见一书名曰《子华子》，说天地阴阳，亦说义理、人事，皆支离妄作。”（15）可见，朱熹对古籍的辨伪范围之广。
朱熹的辨伪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绩，是与他有较为客观的辨伪方法分不开的。他说：“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所以能辨其真伪者，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一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未有舍此两途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16）朱熹提出的这二个方法，实在是对以往文献辨伪工作的一个总结，在历史文献学史上也是一个总结。辨别一部伪书，首先看它的思想内容是否符合作者，其次是具体进行比较异同，特别是一字一句地考验，从中发现可疑之处。朱熹对文献的辨伪就是综合运用了这二种方法，而尤以“质之左验之异同”为主，此极可见其治学之求真求实精神。今天，我们虽然不能说朱熹的辨伪全部正确，但他的这种辨伪胆量和勇气，特别是所持的求实态度以及所提出的辨伪方法，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朱熹的辨伪学规模相当大，非以上片言数语所能尽其微，读者欲详其迹，可参阅白寿彝先生所著《朱熹辨伪书语》一书，钱穆《朱子新学案》。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亦有所论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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