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既辑北宋四十余位理学家的传记文献资料成《渊源录》一书，翌年，又与吕祖谦一道辑录北宋理学四大家周、程、张子的思想精华，分门别类，于1175年编成《近思录》一书，以与《渊源录》相表里。所谓“近思”，是朱熹采用了《论语》子夏“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之言，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按严格分类汇编而成。共十四类：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害，十四圣贤气象。每类以周子语录始，二程次之，张子为后。书前列有“《近思录》群书姓氏”，详列所引文献书目，其于周敦颐，主要辑自《濂溪先生太极通书》，于二程主要辑自《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周易程氏传》、《程氏经说》、《程氏遗书》、《程氏外书》等，于张载则辑自《横渠先生正蒙》、《横渠先生文集》、《横渠先生易说》、《横渠先生礼乐说》、《横渠先生论语说》、《横渠先生孟子说》、《横渠先生语说》等。朱熹在辑录四子语录之精华时，态度客观公正，都是直录原文，不改一字。所录四子语录虽只六百二十二条，却能基本反映四子的思想风貌。这是纯粹的理学思想史资料选辑之书。诚如朱熹自己所言：“《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38）“伊洛文字，亦多，恐难遍览，只前此所禀《近思录》，乃其要领。”（39）
由上可见，朱熹在文献的辑录方面是做出了很大成就的，他所辑录的文献不仅数量多，而且编排合理，注重实用，注重存真。这种文献的辑录汇编方式影响很大，后人竟相仿效。如仿《言行录》人物传记资料汇编这种特殊的传记体的约有二十余家，仿《渊源录》学术思想家传记资料汇编体的也不下十多家，而仿《近思录》学术思想史文献资料选辑之体者亦有二十余家，且其内容和形式支配学术思想资料选辑之风达七、八百年之久。
六关于文献的评介
朱熹在整理和研究文献时，还对文献广泛进行了评介。这部分内容相当重要，从中我们还能窥测朱熹的历史观点。概括起来有如下四项：
第一，指出文献的价值，贯穿自己的历史观点。试看他对儒家经典文献的评介：“《易》本卜筮之书，而其画卦系辞分别吉凶，皆有自然之理”；“《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理。”（40）“《春秋》本是明道正谊之书”；“《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国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41）朱熹对文献的看法，有许多是能反映他的历史观点的。《语类》卷一○四载：“某尝说，《诗》、《书》是隔一重两重说，《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说。”又说：《诗经》“当是男女相怨之诗”，有许多是男女的情诗；（42）《易经》内容应分为伏羲、文王、孔子三部分，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三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这种区分虽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但区分的方法，是有历史观点的，从中反映出他对古文献的看法是持有一定的历史态度的。他在漳州刊《四经》时，还把《易经》和《易传》分开，把《书经》和《书序》分开，把《诗经》和《诗序》分开，把《春秋》和《左传》分开。这样地“经”归“经”，“传”归“传”，看似平常，实在是朱熹历史观念的高度发挥。这不仅使“经”、“传”不相混，更重要的是划出了周与战国秦汉两种不同时代的文化分野。他晚年与几个学生编《仪礼经传通解》，学生们问他，书中的古礼现在是否可实行，朱熹表示，这主要是把古礼的材料汇集在一起，很多是不能在后世实行的。这也表明了他对历史文献的一种看法。（43）
第二，平心静气，一分为二，从相互的比较中评出各自的特色。试看他对《春秋三传》的比较评介：“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曾见国史。”“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谷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春秋》制度大纲，《左传》较可据，《公》、《谷》较难凭。”“《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它事皆功利之说；《公》、《谷》虽陋，亦有是处，但皆得于传闻，多讹谬。”（44）这样的分析比较评介，应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再看他对《六经》的综合比较评介：“古之圣人作为《六经》以教后世，《易》以通幽明之故，《书》以纪政事之实，《诗》以导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严，《礼》以正行，《乐》以和心。其于义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该贯发挥，究竟穷极，可谓盛矣。”（45）此外，如其评《唐监》，“议论大纲好，欠商量处亦多”（46），都能一分为二，评论其得失。
第三，注意从文献的语言表达方面，即文笔优劣方面去评介。朱熹对文献语言表达方面的要求是以真实、流畅为第一，而反对虚浮空言。这也是朱熹文以载道、文道一贯文学主张的体现。他曾说：“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47）又说：“专务事实，不尚空言，其意甚美。”（48）因为文献记载的目的，乃在于辨别是非真假，明白道理。他对当时著文“祖尚浮虚、信惑妖妄”，“徒务空言”的不良作风提出尖锐的批评，“今执笔以习研钻华采之文，务悦人者，外而已，可耻也矣。”（4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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