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文献的考证
朱熹治学，素重考证，对文献所载之事无所不及。他说：“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然亦不可谓无助也。”（17）而其所用之考证方法则不外乎理证和比较二种。
朱熹考史，往往以其是否符合事物之道理而推之。如其考大禹治水之传说曰：“尧之水最可疑，禹治之，尤不可晓。胡安定说不可信。掘地注海之事，亦不知如何掘？……滔天之水，如何掘以注海？只是不曾见中原如何，此中江河皆有路通，常疑恐只是治黄河费许多力。”（18）朱熹怀疑尧禹治洪水之传说，认为只是治河，虽属推测，实近情理。又其考夏商周赋制云：“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某自不敢十分信了。且如一家有五十亩田，忽然说我要添与你作七十亩，则要多少心力！盖人家各为定业，东阡西陌，已自定了。过五十亩中，有沟洫，有庐舍。而今忽然变更，又著分疆界，制沟洫，毁庐舍，东边住底移过西边，这里住底迁过那里，一家添得二十亩田，却劳动多少心力！”（19）如此细述缕析，确实合情合理。对“秦长平坑赵兵四十万”这一至今尚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文献记载，朱熹也以其敏锐的眼光提出怀疑。《语类》卷一三四云：“长平坑杀四十万人，史迁言不足信。败则有之，若谓之尽坑四十万人，将几多所在！又赵卒都是百战之士，岂有四十万人肯束手受死？决不可信。”
然而，朱熹在考证文献记载时运用得最多的还是比较考证法。他往往能旁参互稽，综合几种说法，分析比较异同，然后得出结论。如其考孔子诛少正卯之事曰：“少正卯之事，《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20）孔子究竟有没有杀过少正卯，至今尚存“实有说”和“虚构说”二种看法。但朱熹的上述考证确实为“虚构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文集》卷四十四有《答曹子野书》，内有关于考齐人伐燕事云：“伐燕一节，《史记》以为湣王，《通鉴》以为宣王。《史记》却是考他源流来，《通鉴》只是凭信《孟子》。”《语类》卷五十一亦载：“齐人伐燕，《孟子》以为齐宣，《史记》以为湣王。温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鉴》，却不取《史记》，而独取《孟子》，皆不可晓。《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则非宣王明矣。”又云：“《史记》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书》不如此，以为魏惠王先未称王时，为侯三十六年，乃称王，遂为后年元，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无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记》误以后元年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王冢，《竹书》记其本国事，必不会错。温公取《竹书》，不信《史记》，此一段却是。”在这里，朱熹综合《孟子》、《荀子》、《史记》、《汉书》、《通鉴》以及《汲冢竹书》之异同，相为比较分析，考证文献记载之真伪得失，论点至为精辟明允。而其所用之比较考证方法亦开清代历史考据学之先河。又《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书》：考三代正朔，旁参互证，亦是文献比较考证法之杰出应用。
朱熹在《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和《伊洛渊源录》二部史书中，对文献的考证更为周密详慎，每卷每篇内容都是参考几种乃至十几种文献资料写成，从不轻信一家。如《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后集卷九《曾巩传》谈到巩父死时，《温公日录》云：曾巩“时不奔丧，为卿议所贬”。朱熹考云：“案曾公父死南都，杜沂公为治其丧，时惟公在侧，今《文集》有《谢杜公书》可见也；又荆公作《墓志》亦言至南京而卒。此云不奔丧者，温公传闻之误也。”特别是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卷四《伊川先生传》中为伊川所作的年谱，共参考和引用了二十二种文献资料，对所引文献材料都经过反复的比较考核，充分体现了朱熹史学的求真求实精神。
三关于文献的校勘
朱熹说：“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验。”（21）又说：“古书错缪甚多。”（22）所以，他对书籍文字音韵及版本之校勘考订是相当重视。首先是校勘考订工作的态度，应该严肃认真，有根有据，其可疑而无实据者，宁存而不以私意改之。他说：“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因为“此是四海九州千年万岁文字，非一已之私也。”（23）又说：“万一考订或有未尽，取舍不无小差，亦得尚存他本别字，不遂泯没，以俟后之君子，尤久远之虑也。”（24）其次是校勘考订的方法，要以一底本为主，同时参考数种版本，对勘互校。而且要采取两人互校的办法，“两人一诵一听看，如此一过，又易置之。”（25）
朱熹治学，每读一书，必仔细留心，虽一字之异，一笔之差，都不惜旁引博证，精心校对，一丝不苟。故其校勘考订遍及经史百家各类书籍。《文集》卷七十有《记永嘉仪礼误字》篇，对永嘉张淳忠甫所校定印行之《仪礼》逐字逐句作了校订。《语类》卷六十七校婺州本《易传》误字有云：“婺州《易传》，圣字亦误用王氏说。圣字从壬，不当从王。”《语类》卷七十九又校《史记》误字云：“《史记》载《伊训》有‘方明’二字，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类。某考之，只是‘方’字之误。‘方’当作‘乃’，即《尚书》所谓‘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特别是朱熹在读刘共父、张钦夫据胡文定家传本所刻之《二程集》时，发现其中有许多谬误，因详为之校订，并参考其它版本对所据之底本亦作了校勘。《朱文公文续集》卷五《答罗参议书》云：“校书极难，共父刻《程集》于长沙，钦夫为校，比送得来，乃无板不错字。方尽写寄之，不知今改正未也。”今《文集》卷三十有《与敬夫书》、卷三十七有《答刘共父书》，皆洋洋数千言，详细记载了朱熹校订《二程集》的情况，内中还集中反映了朱熹的校勘学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