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校勘文献，多能参考数种版本，相互对勘，发现问题。《文集》卷八十二《再跋楚辞叶韵》云：“《楚辞叶韵·九章》所谓‘将寓’未详者，当时黄君盖用古杭本及晁氏本读之，故于此不得其说而阙焉。近见閤道士甘楚叔说‘寓’乃‘当’字之误，因亟考之，则黄长睿、洪庆善本果作‘当’。黄注云：‘宋本作寓’。洪注云：‘当，值也。’以文义音韵言及，二家之本为是。杭本未校，舛误最多，宜不足怪。”然而，更多的时候，朱熹还是合众本参校而悉注同异，以不改变原貌，给读者以选择思索的余地。这是文献校勘工作最为慎重的方法。其校《周易参同契考异》便是如此。《文集》卷八十四《书周易参同契考异后》云：“今合诸本，更相雠正，其间尚多疑晦未能尽祛，姑据所知，写成定本，其诸同异，因悉存之，以备参订云。”他还批评方崧卿的《韩文举正》“不尽著诸本同异，为未尽善”，而应该“悉注众本之同异”，使“读者有以晓然，知众本之得失而益信吾书之取舍不诬矣。”（26）所以，他晚年所著之《韩文考异》十卷，便是采用了“悉注众本之同异”的办法。其序中自言，此书是“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它书之可证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不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详著其所以然者。”《韩文考异》，可以说是朱熹校勘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作，也是朱熹求真求实学术思想的极好反映。清王棻跋此书即云：“今之学者，未窥许郑藩篱，辄诋宋儒为空疏；未入萧选堂奥，辄訾八家为尘腐。观朱子于韩公之文，一字一句，不肯轻易放过，其服膺昌黎，诂训不苟如此，岂东汉六朝所能驾二公而上之者耶。”
四关于文献的注释
注释文献，也是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工作。宋代学术繁荣，学派众多，书院林立，出于普及知识、传播思想的需要，文献的注释工作普遍受到重视，特别是对儒家经典的讲解注释形成风气。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研经讲学，阐发经意，传授道学思想，是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工作。所以，他非常重视经典文献的注解。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集中反映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朱熹特别尊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称之为“六经之阶梯。”（27）所以，他为这四部经典分别作了注释，《大学》、《中庸》的注释称“章句”，《论语》、《孟子》的注释称“集注”。后人合称之为《四书章句集注》。
朱熹注释《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借此发挥自己的理学思想，因此，他的注释，在内容上确实有不少主观成份，把理学家特有的许多东西强加给《四书》。但朱熹治学向来是比较谨严的，他主张实事求是，文疑则阙，反对牵强附会。他曾尖锐地批评当时盛行的“六经注我”的作风，视之为“谈经者之大患。”他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谈经之大患也。”（28）又说：“愚意常患近世学者道理太多，不能虚心退步徐观圣贤之言以求其意，而直以已意强置其中所以，不免穿凿破碎之弊，使圣贤之言不得自在而常为吾说之所使，以至劫持缚束而左右之，其或伤其形体而不恤也。如此，则自我作经可矣，何必曲躬俯首而读古人之书哉！”（29）他为了注释《四书》，花了后半生中的大量心血。据他自言，对《论语》、《孟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六十七、八岁还“改犹未了”，前后经过了“四十余年理会。”他在七十一岁临死前一天（一说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确实做到了他自己所说的“毕力钻研，死而后已。”（30）因此，他的注释又并不完全是主观的，其中包含了许多客观的成份，特别是在注释方法和表述上是一丝不苟的。分而言之，朱熹对文献的注释有以下五个特点：（31）
第一，注重义理的解释和发挥。朱熹出于其理学的需要，注释儒家经典文献，往往注重原文表面意义所暗含的更为重要的思想意义，对被原文意思所掩盖的意义作出解释，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发挥。这其中就包含了不少主观的成份。如《大学》云：“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交，止于信。”朱熹于此条后阐发道：“学者于此，究其精微之蕴，而又推类以尽其余，则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无疑矣。”诚如章学诚所评价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阐发圣人精微，实为前人未有。”（32）
第二，字斟句酌，对文字的训诂诠释也相当重视。他曾说：“某所解《论》、《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33）凡原文所涉及之字音、词义、名物、制度、地名等，朱熹莫不逐字、逐词、逐句予以解释，从不轻易放过一字一句。这在以往的文献注释上是少见的。
第三，注意从整体上去探求和把握原书的内容结构和思想体系。解释文献，离不开原文的字、词、句等细节，但仅仅停留在细节的解释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原文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整体上去把握原文的内容结构和思想体系。朱熹对此是相当重视的，他的《大学章句序》、《中庸章句序》、《论语序说》、《孟子序说》，便是从整体上对四部书的时代背景、思想意义所作的解说，这非常有利于读者把握全书的思想内容。在具体的注释上，他也很注意句与句之间、章与章之间的有机内在联系，并非就事论事，斤斤于字义、名物、制度等孤立的细节解释。如《大学》，朱熹认为，其传十章，首章释明明德，二章释新民，三章释止于至善，四章释本末，五章释格物致知之义，六章释诚意，七章释正心修身，八章释修身齐家，九章释齐家治国，十章释治国平天下。并从整体上解释道：“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旨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这就从整体上分析了《大学》的内容结构和思想意义。于《中庸》，朱熹开头便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点明了《中庸》的思想意义。其对于原文句与句之间、上下文之间关系的解释，更是不胜枚举。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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