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注意总结和吸收前人的注释成果。朱熹注释文献，也并非全出己意，对前人的成果，也十分注意吸取进去，特别是《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几乎汇集了前人的注释精华，而尤以引用二程及二程门人的说法为最多，故书名径云“集注”。凡引用前人注释之处，朱熹皆明言“某某曰”，以示不掠人之美。
第五，释文简明扼要，要言不繁，文字洗练。这是朱熹的注释在语言文字表述方面的一大特点。文献注释最忌繁冗拖沓，令读者看得茫茫然不知所云。这与注释者的水平是有很大关系的。由于朱熹在注释措词时，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必欲精之又精”。（34），所以，他的释文，往往能做到言简意赅，文字流畅紧扣原文，极少浮词。这也是《四书章句集注》历来被视作上乘注本的原因之一。
综上可见，朱熹对文献的注释是颇具特色的，他的注释内容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今人们还吸收了他的许多成果，特别是他的注释形式和表达方式为后人所仿效。
五关于文献的辑录
文献的选辑摘录汇编，也是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如根据各种文献资料编写而成的各种历史书籍就属这种性质。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官修国史、实录的往往不实，许多著名的史学家们纷纷起来，网罗当代文献资料，汇聚成许多当代史书。象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等。在这股史学思潮影响下的朱熹，更是文献网罗、辑录、汇编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很大，主要有《宋八朝名臣言行录》二十四卷、《伊洛渊源录》十四卷、《近思录》十四卷等。
《宋八朝名臣言行录》（以下简称《言行录》）编成于孝宗乾道八年（1172），分前、后两集，共辑录北宋自太祖至徽宗八朝一百零四位名臣的言行事迹资料。其编次方法完全依人物传记体裁，所收之人，大致按生平前后排列，先辑录有关传主之字号、里贯、时代、官职、谥法等方面的文献，然后录其主要的言行事迹材料，最后又附录有关兄弟子孙同事好友的事迹材料。对于每个人物，朱熹都能网罗各方文献记载，参考数种材料加以辑录而成。所以有此一卷在手，则其人之进退出处、生平履历便可一清一楚，实在是辑录传记文献资料的一种好方法、好体裁。黄宗羲说：“史之为体，有编年，有列传。言行录，固列传之体也。”（35）朱熹自序云：“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汨于虚浮诡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可见，朱熹编此书的目的是想把散乱无统的文献资料汇聚于一，不使湮没散失，以便于人们推究考见史事全貌。一句话，保存文献，有补世教。故其文献采摭范围相当广泛，以文集、家传、行状、碑铭、墓志、遗事、语录等第一手文献为主，参以别史、杂史、方志、笔记、杂记、小说等资料。据本人初步统计，《言行录》一书所引文献达二百余种。而且都是直录原文，从不轻改一字，这就更增添了文献内容的真实性。其中有许多为今天研究北宋一代人物之仅有的资料，文献价值极高。如朱熹直接引用过的九十余种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大多已不见宋代其它典籍，为研究碑铭行状主人之极为宝贵的文献。其它野史、杂史、笔记之书，如《青箱杂记》、《冷斋夜话》、《掇遗》、《谈丛》、《吕原明记》、《安定言行录》、《谈训》、《乖崖语录》、《谈苑》等，其幸有传者，往往因传写讹脱，朱熹《言行录》所辑录的内容是据以是正；而其不存之书，则更可赖以传其一、二。尤为可贵的是，朱熹在网罗、辑录这些文献资料时，还对文献本身进行了精慎的筛选、取舍和考证，从而大大增强了文献的可靠性。
《伊洛渊源录》（以下简称《渊源录》）编成于乾道九年（1173），其编辑目的与《言行录》完全相同，都是为了保存文献，有补世教。区别于《言行录》所录主要是政治人物的特点，此书所辑录的全是有关北宋理学家们的生平事迹及师承传授关系方面的文献。而其文献的网罗范围比《言行录》还要广泛，它不仅本之各家行状、家传、事略、墓志、文集、年谱、语录、遗书、杂史、笔记等资料，对挽诗、哀词、谥议、祭文、书启、答问、奏礼，题跋等文献，亦予以收录。为了收集这些文献，朱熹下了很大功夫，他自己曾在给好友吕祖谦的信中说：《渊源录》一书，“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36）对众多的文献资料，朱熹能去芜存菁，一事有几种不同记载的，先罗列各说，进行考订，然后再下结论；几种说法一时难以考定的，则存疑而不决，留待后人去解决。其取舍方法与《言行录》基本相同。其编次方法是把北宋周、程、张、邵以来的四十六位理学家，按照师承传授关系排列，大致是先载传文资料，介绍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师友渊源，次辑思想资料，扼要缕述其学说主张和思想特点，最后是遗闻逸事，辑录各家各派的有关记载和评论材料。所以，实际上是一部理学家传记资料汇编。虽然它在编辑体例上还不很严格，有许多是仅以所据文献的名称分类，初看给人以比较杂乱的感觉，但由于此书的文献采摭范围很广、很细，所录的又全是第一手资料，而且都是直录原文，所以它仍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仅对宋代理学源流及思想内容有比较清楚的反映，而且还非常有助于宋代史事的考订。如其书卷十二《马伸传》中所收录的何兑的《逸士状》和兑子镐的跋文，现存宋代其它文献均无著录，内中详细记载了马伸于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人陷汴都欲立张邦昌时倡导上书金帅乞立赵氏之事，这是一条很珍贵的史料。又如同卷《马伸传》“遗事”类辑录了这样一条资料：“（靖康二年四月）九日，追伪赦不行，邦昌召侍从官议事，晚隆手书，请元佑皇后垂廉决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悦。追回诸路赦文，并收初四日立宋太后手书不用，追冯{K1AC05.jpg}、李回为奉迎使副。”朱熹在这段材料后注“见汪薄所编实录草本”几个字，与这段文字完全相同的记载，又见于《靖康要录》卷十六，这就为解决《靖康要录》的作者问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渊源录》保存文献之功，由上可略见一斑。（3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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