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主义与近来关于历史编纂学的本质的洞见--也就是编史学领域中的文体学认识--相一致。对现代主义来说，文体是该遭到谴责的，充其量也是不相干的，所重要的是内容。然而，由于蒯因和古德曼，这种形式（或文体）与内容间的区别不再被认为是当然的。他们的观点是，如果史学家研究同一主题的各个方面，则内容结果的不同同样可描绘为该研究主题的不同文体的处理。也就是说是谈论某一问题的方式的不同，如写文艺复兴的斗争和写文艺复兴的艺术是写关于文艺复兴的不同方面。在文体和内容能够彼此区别之处，我们甚至对待文体优于内容。如果我们想要保证历史争论的进步性，各种历史学观点的不可比较性，对我们来说，区别只不过集中在埋藏于各种史学观点和各种史学方法中的文体之上。是文体，而非内容是争论中的问题。内容则是文体的派生。
后现代主义关于历史编纂学的美学本质的认定可以更确切地描述如下。分析哲学中有一种所谓“内涵语境”的现象。其例子为，“约翰相信P”或“约翰希望P”的陈述（P这里代表一个特殊陈述）。在“内涵语境”中，P绝不能被任何一个其它陈述所代替，即使是等同于P或直接从P中导出的结果也不行。终究我们不知道约翰是否事实上意识到他所相信或希望的P的结果。一个陈述的精确的形式在“内涵语境”中被表述为这个陈述的真的前提之一。也就是说，这个句子吸引对它本身的注意。这样，这个陈述的形式当然象它的内容一样重要。由于这种内涵性，文本具有一种吸引对它本身注意的功能，从而代替了对它背后的历史真实与否的注意。这是一个文学文本与编史工作共同具有的特征。表现于一部历史著作中的对过去的看法的本质，被历史学家在他的历史著作中所使用的语言所限定。由于这种编史工作中的观点与为表示这种观点而使用的语言间的现实与过去的交叉关系，历史编纂学具有象艺术一样的功能和内涵的领域。
艺术与历史编纂学因而是与科学相对的。科学语言至少具有透明性、易识破性，如果它妨碍了我们对现实的观点，就必须被提炼或加以阐释。在哪个学科中其句法的性质远远超过其语义的性质--象在精微科学中那样--那里为“内涵语境”留下的空间就较少。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观点，也就是同意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编纂学的观点。则我希望在完成此文前提取若干结论。对现代主义者来说，在科学的世界图景中，在我们最初接受的历史观点中，证据本质上是某些在过去已经发生了事情的证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遵循一条从他的原始资料和证据到隐藏在这些史据背后的某些东西的路线。而另一方面，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看，证据不针对过去，而是针对对过去的其它解释。形象化的描述，在现代主义者看来，证据是一块他试图揭开看看下面是什么的瓦片；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证据则是他踩着它以便挪向另一块瓦片的瓦片，水平运动代替了垂直运动。因而这不仅是一个研究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历史学家在未来应专心研究什么的问题。历史证据不是一个我们用来研究过去的放大镜，而更类似于画家为达到某种效果而使用的笔触。证据不能把我们送回过去，但却导致了什么是史学家此时此地、能够或不能研究的问题。杜比对这种对待证据的新态度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证据是在一个阶段中不能谈论它本身的东西，他把他的历史著作比为一种“消极发展”。就象鱼不知道它游于水中一样，一个阶段最大的特征，在一个阶段中最为无所不在的东西，在那个阶段本身是不知晓的，只有到一个阶段结束了，它才显露出来。一个阶段的芬芳只能在随后的阶段才能被闻到。黑格尔和富科对这一点已有说明。而杜比这里的观点是：一个阶段的本质是由后人所决定的。用法国后现代主义的术语说就是，是由那个不得不从那些无法说出、或只是谣传、只能用无意义和枝节来表示的东西中发展他的“一个阶段的否定”的历史学来决定的。简言之，由杜比提出的对待证据的办法是特别的，因为它指出在过去甚至没有什么东西被隐藏在证据背后。证据获得其意义只是通过它与后来历史学家生活与写作的时代精神相对抗。一个时代的精神只有在它与它以后的时代的不同中才能显露出来。这样它其中的证据所指出的方向也就产生了一个90度的转弯。
杜比等人在这点上提出了历史编纂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是毫不奇怪的。历史编纂学与精神分析都是我们用词的最基本的意义进行处理的解释。在编史工作中，杜比所提出的对待证据的办法，迫使我们忍住去研究某些在过去本身可见的东西--它们是引起这些表面上可辩认的证据的东西。同样，尽管实证论者的观点被弗洛伊德本身所攻击，但事实上精神分析学是一种解释战略的积累。精神分析教给我们弄懂精神病患者说的是什么，而不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某些据精神病患者来看基本的和唯一的因果关系。精神分析家和历史学家都试图把某种模式投射到证据上，而不去研究藏在证据背后的某种东西。在这两种学说中，解释行为都被严格地、唯名论地理解：在历史事实中和精神病患者的头脑中不存在与解释的内容相当的东西。还有一种更有趣的与精神分析类似的解释。杜比的历史学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没有说的和被压制的东西的论点明显地与精神分析家的工作方法有关。正如我们是我们所不是的，或不做我们想做的，在某种意义上，往事也是它所不是的东西。在精神分析和历史中被压制的东西证明其本身只是次要的和不相干的枝节。根据精神分析学，人没有容易被观察到的或建立在他能够被理解之上的本质，而个性的秘密就在于通常的表面现象背后的难得的和飞逝的东西变得可见了。象罗蒂指出的，我们的个性与其说是一种物质，不如说是一种抽象的拼贴。在编史工作中情况也如此，至少在后现代主义历史学中如此。用一种在后现代主义中非常流行的悖论方法来表述这一点就是：过去的本质不是或不在于过去的本质。那些我们发现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只不过是过去“情不自禁”时的失言。我们所证明的可能恰恰是对所有实在论者的热望--这种热望在编史工作存在以来始终支配着它--的最后的告别。历史学家总是在研究他们能够贴上往事之本质的标签的东西。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历史编纂学中的实在论已经用无数不同的方法证明了它本身。当然，实在论在今天各种直接影响西方人关于往事的思索体系中仍然是很明显的。奥古斯丁的历史学神学概念及其现世的各种变体，如对科学进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盲目的忠实，总是“带有叙事性”的，它不仅依靠历史编纂学，而且依靠文明及合法社会的其它基本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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