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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意识中，这种我们文化的种系发展史的减略的个体发生史的重演不再有意义。因为其中毕竟包含了破裂。每一样东西都变成当代的了。用杜比的表述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成了历史。当今天与历史相似时，就意味着它已经打上了过去的污点。对我们来说，这里历史不再是对所发生过的东西的重建，而是通过它起连续性的作用。历史编纂学也类似。由为了发现往事并科学地重建它的愿望而引起的野蛮、无控制地对往事的挖掘不再是历史学家当然的工作。应该思索往事而非调查往事的时代已经到来。编史工作中意义比重建和创始更为重要的阶段已经开始。这一阶段，历史学家为他们自己定的目标是，通过论证一系列过去存在的基本对抗的当代性，去发现它们的意义。例如，黑格尔所看到的苏格拉底与雅典国家的对抗可能是我们所知的公元前400年雅典的千百种对抗之一， 但它今天仍没有失去它的力量。我不是说历史的真实和可靠性是不重要的，或是对一种更有意义的编史学来说是一个障碍。相反，象黑格尔等人显示给我们的编史学中的隐喻比字面意义更为有力。
    这导致了此文的最后的观点。象我已经指出的，假设我们与往事的关系及对它的研究在将来其本质是隐喻的而非字面的原因是存在的。我的意思是，字面的陈述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特殊的、外在于表述它语言的东西，而隐喻的表述只是词义的强调的转移。用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焦点不再是过去本身，而是今天与过去之间，是我们现在为了研究过去所使用的语言与往事间的不协调。正如尼采和海德格尔以来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已经批评了哲学中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的以讲说为中心的传统一样，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也有一种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编史学--希腊最早的编史工作是史诗--天然的怀旧。我当然不是提出我们应回到希罗多德以前的时代去。这是一个隐喻的真而非字面的真的问题。后现代主义不否认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但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现代主义者的恶性循环--它使我们相信没有什么外在于它的东西。而实际上，外在于它的是整个历史学的目的和意义的领域。
    （摘自美《历史与理论》杂志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