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颜之推还十分注意金石文字对校勘古籍的作用，《颜氏家训》中有这样的实例：“《史记·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于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书兼为古隶。……其‘丞相状’，乃为状貌之‘状’，爿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唐司马贞云：“隗姓，林名。有本作‘状’者，非。”（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索隐）而今本《史记》仍作“隗林”，但这丝毫也不影响颜之推利用金石校勘古籍的重要意义。再如《书证》篇记柏人城东有一孤山，“世俗或呼为宣务山，或呼为虚无山，莫知所出”。后读城西门内碑，“碑是汉桓帝时柏人县民为县令徐整所立，铭曰：‘山有巏嵍，王乔所仙。’方知此巏嵍山也，“……今依附俗名，当音权务耳。”这是通过碑铭找到了这座孤山的正名，发现了它与今名的关系，这虽不是直接校正典籍误字，但其意义则是相同的。在颜之推之前，还没有人如此看重金石文字对校勘的重要作用，颜之推的校勘实践无疑唤起人们对金石的注意，并最终导致金石学在宋代的形成，仅此一点，其意义已不可低估了。
颜之推重视对古籍施以校勘，而且态度极为严谨，他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失，不可偏信一隅也。”（《勉学》）这是说校定书籍并不容易，情况复杂，不得轻易下结论。所以颜之推提出“考校是非，特须消息”的工作态度，消息于此义为斟酌，意在告诫校勘者，校定是非必须广征博考，再三斟酌，不可偏信一隅，轻易定是非。
另外，颜之推还提出了若干校改的原则，第一，不宜以晚出之字改古字，《书征》篇中提到《太公六韬》有“天陈、地陈、人陈、云鸟之陈”，《论语》有“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左传》有“为鱼丽之陈”，而“俗本多作阜傍车乘之车”，颜之推认为“纵复俗行，不宜追改《六韬》、《论语》、《左传》也。”这样做首先是尊重历史，其次是可免去因回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混乱。第二，假借字不改，颜之推举出：“以中为仲，以说为悦，以召为邵，以閒为闲，如此之徒，亦不劳改。”已成正字的俗字和假借字不改，但同时指出：“自有讹谬，过成鄙俗，乱旁为舌，揖下无耳……如此之类，不可不治”。这就是说，对于不规范或未约定成俗的俗字还是要改的。对此，颜之推既重传统，又敢于破除可恶的“鄙俗”，体现了校勘改与不改间的辩证关系，是引人注目的。
颜之推校书，不仅指出了错讹，而且还分析了所以产生这些错讹的原因，第一，形近致误。如《史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颜之推即认为“口”当为“尸”，“后”当为“从”，这是口尸、后从字形相近产生的讹误。第二，因方音致误。《三辅决录》云：“前队大夫范仲公，盐豉蒜果共一筩。”颜之推指出，“果”当作“颗”“北方通呼物一由，改为一颗，蒜颗是俗间常语耳。……江南但呼为蒜符，不知为颗。学士相承，读为裹结之裹，言盐与蒜共一苞裹，内筩中耳。”江南人不知蒜颗为北方人俗称，而学士又将颗读为裹，故讹为果。第三，妄自造字致误。或问：“《东宫旧事》何以呼鸱尾为祠尾？”颜之推即答因作者“不甚稽古，随宜记注，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耳”。嗣后又举出：“吴人呼祠祀为鸱祀，故以祠代鸱字，呼绀为禁，故以系傍作禁代绀字……”颜之推对典籍讹误原因的探求，不仅有助于防患于未然，也有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最后，还需强调指出，从汉代到南北朝，还没有专篇谈校勘的文字，颜之推的《书证》篇，可算是我国校勘学史上第一篇主要谈校勘的专论。这篇专论，并不拘泥于一书，也不拘于一事，而是从具体到一般地探求校书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种探求，标志着我国对图书的校理，已从具体实践朝着理论研究的方向迈出了一步。虽然，颜之推的这一步迈得还较艰难，也缺乏系统性，但毕竟是最初的一步，这一步还是应予充分肯定和值得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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