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10年到15年当中，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的关于历史著述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讨论所导致的长期争论，越来越激烈了，而且更为直接地反映在历史著述的实践中。当然，这也直接关系到历史学是否具有科学地位的问题。有一种古老的历史学传统，所强调的是历史著述中的修辞方面，它可以远远地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篇》。近几十年来，J. H·赫克斯特（J. H. Hexter）和J. G. A. 波科克（J. G. A. Pocock）一再强调，注重修辞方面决不意味着否定历史学家的任务是重新捕捉住过去的事实。（15）他们强调，描述过去的思想和行动需要运用语言。就是象兰克那样的“科学方法倾向”的历史学家，也充分地认识到并且着重指出了历史中的具体和差异与自然科学论述中的抽象和概括有着根本性的不同。面对着罗兰德·巴特斯（Rolaude Barthes）等人的强大进攻，主张“历史事实原理”的捍卫者们纷纷起而自卫，因为巴特斯强调指出，象任何形式的文学一样，历史学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事实，还不如说是可理解的东西”。（16）
“历史通过历史学家来说话，历史学家的最高目标应当是‘消灭他的自我’”（兰克语）。兰克和福斯特尔·德·库朗热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所表达的、以及职业化史学引为前提的这一观念，就是在19世纪的学术界把这一前提付诸实践的时候，已经在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当中遭到了怀疑。自从康德以来，西方哲学开始承认，当我们认识世界和认识历史上的世界时，不是作为被动的观察者，而是作为构造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世界和历史的亲身参与者。这一观点构成了马克思论费尔巴赫的第一篇论文以及他后来的关于认识论的各篇文章的基本论点。韦伯的理想类型所要说明的也正是社会科学家与事实之间的这种同样的关系。问题不在于个人的或集体的主观因素是否进入了认知的行动，而在于这样的认知是否有可能接受某种探索逻辑的指导。正象马克思、韦伯以及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指出的，探索逻辑保证了科学研究或学术研究中一定程度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历史的构造或再构造是否有可能接受在文学、语言学、或集体符号学、以及其他地方所寻找到的那些原则的指导。
对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原则作理论化抽象的作者与从事实际研究的历史学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差异。与前者相比较，后者主张应当在更大的程度上服从于能够经受得起各门学科检验的某种探索逻辑，他们还假定存在着一种共同的历史经验的因素。绝大多数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不是全部）、几乎所有的计量学派历史学家，以及70年代以来的为数极多的历史学家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对于使一切历史具有特征的意识和意向所起的核心作用需要用特殊的方法去认识，而这种方法是计量分析和经验论的分析无法提供的。自60年代中叶以来，勒罗瓦·拉杜里从他的关于“几乎不变的历史”（histoire immobile）的著作到他的《蒙泰卢》一书的出版，其中发生的转变实际上标志着法国历史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前一部著作出版于1966年，是一部气象历史学（history of climate）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个人在自然力量面前化为了乌有。后一部著作则是有关14世纪法国某个村庄中信奉异教的许多居民的传记集合。（17）
我们所说的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历史研究中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所有这些取向中，历史生活中的文化因素虽然已经被人淡忘，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对文化因素的兴趣不时地被重新唤起，而且有增无已。然而，较之于气象历史学、人口史、或经济数据的分析研究，对文化的研究则需要高超得多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宣称历史学是文学中的一种形式，并且受着文学法则的制约。年鉴学派当中的一位杰出的古代史历史学家，保罗·韦因（Paul Veyne）在《写作历史》（1973年）（18）一书中提出了海顿·怀特（Hayden White）同年在另一部著作《历史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提出的同样主张。（19）怀特的著作中所阐述的论点一再出现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理论讨论中，而且越来越频繁。他认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并不是过去，而是在研究文本，这种文本如同各种形式的文学著作一样，提出了需要加以诠释的问题。（20）在怀特看来，历史著作与一般文学著作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历史学家是从“事实”出发。历史学家试图用叙事式的方法加以综合，然而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象小说家一样，受到了同一种工作法则的制约。可以肯定的是，历史学或小说家都不可能凭他们的主观选择去决定要写什么。事实正好相反，他们面临的结构性选择只可能有极其可怜的几种。用文本的角度来定义的历史概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去看待文本的特征。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去“理解”该文本作者的意向；另一种观点则赋于文本以本身固有的自由性，它全然独立于作者试图给予它的意向，全然独立于文本产生时的背景。前者可以称作“诠释式”（hermeneutic）。汉斯-乔治·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保罗·利科尔（Paul Ricoueur）对这个术语作出最明确的说明。他们指出，正如这个术语字面所表达的那样，它是历史思想和历史著述的悠久传统中的一部分。这一传统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例如弗里德里希·施勒尔马克尔（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约翰·古斯达夫·德罗伊森和威廉·狄尔泰（Wilhem Dilthey）都强调指出，文本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性质，必须在处于某个历史时期下的作者与同时处于这个时期的诠释者之间的互动中加以理解。诠释有可能超出诠释者的主观认识范围，因此，注释的标准也是可变的。语言学和语义学为研究文本提供了更进一步的方法。吕西安·费弗尔在1942年出版的《16世纪无信仰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一书中曾经指出了语言为思想设置的限制。70年代和80年代，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21）和J·G·A·波科克（J. G. A. Pokock）使用思想史中比较传统的方法进一步把政治概念的发展过程归纳为现代性。（22）比较接近于社会史的方法是雷因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d Koselleck）等人在《历史学基本概念辞典》中提出的规模更为庞大的计划，即70年代从西德开始的通过分析基本概念的变化去认识欧洲社会和文化在以法国革命和早期工业革命为标志的那个重要时期内所发生的转变。（23）现代人类学理论却提供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这种方法认为，必须把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对英美和说德语国家的历史著述有着深刻影响的那一整套思想，与产生于保罗·布尔迪埃（Paul Bourdieu）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比较强的观点明确地区别开来。这两种倾向都认为，文本上说些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符号化的东西。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它的符号才可能被理解和认识。但是，符号并不是清晰地表现在明确形成的程式中，而是表现在礼仪、节庆和习俗之中。每一种文化都受着必定要被破坏的法则的制约。罗伯特·达恩顿的《大屠猫》一书（1984年）试图应用吉尔兹的理论。他使用了吉兹尔的术语“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想深刻地启示档案中所记载的一群学徒印刷工人大规模地屠杀猫成为了一种礼仪。并且试图解释18世纪法国民众文化中的这个侧面有什么意义。他承认，“把已经湮灭了的符号世界重新聚集起来”，其中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问题。但是，他也反驳道：“这种文化史决不应当服从于在国际关系史或国际政治史中处理证据时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同样标准。”（2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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