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叙事式的方法在历史著述中实际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C·E·埃尔顿（G. E. Elton）一直在捍卫着古典历史学家所实践的博学派的传统方法和政治史研究的传统方法。（25）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式的历史学现在已经极为流行了，虽然与传统的叙事式历史学相比，这种历史学往往包含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往事。民族认同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主题。它不仅反映在德国的历史著作中，也反映在布罗代尔的最后一部著作《法国的特征》中。（26）有关国家重要人物的古典式的传记学，例如美国的奥托·弗朗兹（Otto Pflanze），联邦德国的洛塔尔·高尔（Lothal Gall），以及民主德国的恩斯特·恩格尔贝格（Ernst Engelberg）等人分别撰写的俾斯麦的各种传记在各国一版再版。（27）另一方面，60年代和70年代一度盛行于美国的心理传记学已经失去了重要地位。其原因之一恐怕是这种传记学总的说来使用的都是弗洛伊德的相对教条的人格概念，没有严肃对待历史学的学术性所重视的证据。（28）
然而，新的叙事式历史学是以重要的方法建立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社会科学历史学概念的基础之上。这种概念强调了历史学应当关心的是什么，却没有接受有关科学性的过分夸大的要求。因此，新的叙事式历史学不仅仅根据一系列书面档案去重现过去的事实，而且更加有意识地和坦率地提出了哪些问题需要加以检验。同社会科学历史学一样，新的叙事式历史学把社会科学历史学不感兴趣的国家和感兴趣的社会往往区别开来，并且将传统上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更为广泛的那一部分人口，例如妇女、少数民族、下层阶级和社会上的异常人，纳入了研究范围。它与社会科学历史学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对个人、精神和习俗抱有浓厚的兴趣--虽然这里的个人被视为群体中的一部份。文化--在这里不是理解为由天才人物（其中妇女占极少数）所创造的“高级”文化，而是指包括男女两性在内的更为广泛的人口所具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需要使用某些方法从前面讨论的那种诠释式的角度或符号论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这些群体的行为。这里涉及到了对其可靠性远远超过以书面档案为依据的旧的叙事式历史学的新型资料的探索。此外，新型的社会史，例如年鉴学派史学，已经放弃了那种在历史中提供非线性线索的延续时间的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旧的叙事式历史学保留了与19世纪的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发展的统一性，而新型的叙事式历史学则相反地在更大的程度上享有摆脱古典形式的自由。
如果没有60年代的那些对世界各国的那一代学生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便很难设想有新型的历史学。各国大学的校园里现在已经恢复或再次变得驯服和自满了。美国的新一代学生已经涌现出来了。当然，与他们的那些经历了60年代种种事件的教师们相比，他们所经历的政治事件少多了。但是，他们同世界各国的学生一样，对现有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的秩序持怀疑的态度，无论这些怀疑是产生于马克思主义还是产生于其他的批判理论，甚至于这种怀疑不知从何而来。他们对于传统历史学和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历史学所要求的那种不受价值观念左右的科学性抱着批判的态度。这两种旧传统中至为重要的举国一致或全社会和谐的观点已经被另一种观点所取代，那就是承认社会或文化利益之间的冲突，承认权力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智力产品所产生的作用。历史学职业化中的一个固有的趋势一直在把学者和一般公众分离开来，把历史学家禁锢在学术界的圈子里，让他们为具有专业知识的学术对象写作，并把他们孤立于一般的读者公众之外。（29）社会科学历史学加强了这一趋势。新经济史学当中最有影响的代表者罗伯特·福格尔在同G·E·埃尔顿的对话中对这一趋势表示了赞许，认为这是科学的历史学的必要前提，埃尔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则是兰克类型的历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30）然而，新的叙事式历史学则力图冲破专业的禁锢，重新建立起历史学家与抱有兴趣的一般读者公众之间的比较紧密的联系。
这一段强调了新历史学和旧历史学之间的决裂，但还需要作一些说明。一方面，年鉴学派的越来越多的著作变得愈益专门化，使用的术语也愈益晦涩难懂了。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历史学巨匠，例如布洛赫、费弗尔、布罗代尔，当然也包括一些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例如勒高夫（Le Goff）、杜比（Duby）、勒罗瓦、拉杜里、曼德鲁（Mandrou）和古贝尔（Goubert）--这里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象19世纪的伟大学者，例如兰克、米什莱（Michelet）、泰因（Taine）、马考莱（Macauley）、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和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曾经做过的一样，力图与更加广泛的一般读者公众进行交流。他们还提出了有关历史解释的重大问题。新的叙事式社会史同样也继承了社会科学历史学的狭隘性。正因为如此，它往往孤立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之外去研究一些新的内容，例如妇女史、家庭史以及社会异常现象。从某个角度来看，它所面临的挑战仍然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1971年所说的， 如何着手从“社会史”进入“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31）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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