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具体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在中国古代史学史谱系所处位置并不显赫的郑樵，进入20世纪后获得新的接受和解读，其学术地位空前提高，甚至被认为是与司马迁并称的中国最有成就的史学家。在20世纪前期对郑樵的接受中，民族主义和西方史学文化在场下的比较，在其接受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最显著的特点，而所谓具有西方“科学”及“新史学”的精神，则是郑樵为新史学所接受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向燕南，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5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读者在具体的阅读中不断生成的。作为文本接受者的阅读者，其意识取向，对于文本意义的确立，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读者阅读时，阅读者的社会情境，在构成其阅读期待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对文本理解的“前理解”，形成历史文本与现实认知之间的张力，进而影响到他对文本的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本文写作的旨趣，即尝试从接受的角度，以20世纪前期新史学对郑樵的接受史为例，转换认识的空间立场，将视线从对文本自身意义的探求转向读者，分析郑樵在这时期被接受的过程中，其形象和精神，是怎样为当时学人以新的学术思想建构和诠释的问题。
一 、20世纪前期郑樵史学接受史
思想学术史的叙述，近来常被人戏称为“点鬼簿”。而这“点鬼簿”的名单，也被认为是不固定的——历史上的学人能否侧身其中、所在簿中的位置何如，皆由思想学术史的书写者或后来的文本接受者所决定。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郑樵这位一生潜心学术的平民学者，虽生前即以所撰200卷纪传体通史《通志》引得世人瞩目，但从后世的接受历史看，其在史学史谱系所处的位置，却并不那么显赫。按照顾颉刚的说法：“从他的当世，直到清代的中叶，他一向担负了不良的声望。”“虽有《通志》放在‘三通’之内，但大家的眼光只看为‘三通’里最坏的一部”①。然而，这个除少数人，如章学诚等，一直不为人看好的郑樵，却在进入20世纪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批评之声不再，学术声誉也被抬到空前的高度。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述及20世纪前期新史学对郑樵的接受史，毫无疑问，首先应是“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其时甫入20世纪三年，历史的步履，尚蹒跚于清朝的门槛内，梁氏就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措辞激烈的长文《新史学》，继上一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之后，明确揭出“新史学”大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梁氏在痛批中国史学种种弊端，尤其是所谓中国史学“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万事皆取述而不作”的同时，却竭力推崇郑樵等人，称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漫2000余年间，堪称史学家“稍有创作之才者”，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六人。文中，梁启超虽也指出郑樵的不足，曰：“史才不足以称之……为太史公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但就整个中国史学史看，梁启超仍认为“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尤其是郑氏《通志》中的“《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②。
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不久，也就在那一年的八月，邓实在其主编的《政艺通报》第12期上，发表《史学通论》，提出“中国无史”说。文章在高度赞扬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是“扬旗树帜，放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的同时③，亦承梁氏批判中国史学的观点，认为中国一切旧史，“司马氏父子而后”“盖中绝矣”。所有者，不过“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④。
梁、邓二氏对中国史学激进的否定言论，犹如巨石投水，一经发表，即在学界激起涟漪，亦必然地遭到一些学人驳斥。也就在邓实痛陈“中国无史”之文仅两月，其同道马叙伦⑤即针对邓实和梁启超的文章，在《新世界学报》发表《中国无史辨》，为中国史学辩护。其文虽也认为“大抵中国旧史所谓史者，第得之故府所藏，朝廷所录，某官、某日诏对，填满箱笥，无非一特别主义人之言”，大多没什么价值，但对梁、邓二氏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观点并不认同，声称“吾有疑乎其言”，且“正告我同胞曰：中国固有史”矣⑥!
关于马叙伦《中国无史辨》对中国旧史学的辩护，我们这里并无意探讨。我们仅从郑樵接受历史来看，其中值得注意者，乃马氏所特拈出《史记》和《通志》两大史著，以佐证其中国并非无史的观点。按其中所举司马迁《史记》之例，可谓毫无争议。因司马迁历来有“中国史学之父”之誉，《史记》在中国学术史上亦一直地位崇高，且梁、邓二氏也认为《史记》与其后的史学不同。但是于二千余年汗牛充栋的史著中，独独标举出《通志》与《史记》并举同列，认为郑樵“与马迁上下辉映”，其《通志》“与《史记》后先相望”，同为中国史学史中“空前绝后的大著作”⑦，这样的学术定位，在整个郑樵接受历史中，不能不谓之空前，远高于之前梁启超视郑樵为中国六大史家之一的定位。此外，马叙伦所接受的郑樵，不同于梁启超仅肯定《通志》中的《二十略》而贬低《通志》纪传的观点，而是对《通志》之纪传与略皆给予了相当的肯定，称：“夫樵生学术泯晦之际，上下古今，详人所略，辟百代之精义，彼诚无愧于‘通’哉!”⑧
此时对郑樵的接受，值得提出的学术大家还有章太炎炳麟。梁启超《新史学》发表后，章氏即与之书信往还，商议修《中国通史》事。其中这年6月有信云：“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鏠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稍后，于是年的9月，章氏亦致信吴君遂称：“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⑨这些私下的书信议论，可见章炳麟新史学观念观照下的郑樵形象。
又其时不知是否是受马叙伦文章启发，1903年，也就是梁启超发表《新史学》、马叙伦发表《中国无史辨》的第二年，在曾刊发梁氏《新史学》的《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本上，刊发了一篇署名金华盛俊的长文，题目就是《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显现了20世纪前期，新史学接受郑樵的另一番情境。
关于盛俊其人其事，今已不能得其详。但是从该文《叙论》所言之“泰西科学以十数，而为中国历史彪炳几千年者，惟有史学……甚者且谓二十四史，非史也，家谱而已。斯言也，吾耻之，吾愤之。吾乃博搜群书，(溜)[浏]览旧史，馨香顶礼以迎之，而得一历史家于福建兴化莆田县之一夹漈山中。其人维何？即学者所称为夹漈先生郑樵者也”等文字看⑩，虽无只字提及梁启超，但其所作《郑樵传》的锋芒，则显然有针对梁氏《新史学》，及邓实所谓“中国无史”的文化虚无主义，主旨乃以郑樵证明中国史学绝非无价值。该文将郑樵称为“中国普通历史大家”，显然是将西方“universal history”(通史)观念之冠，带在了郑樵的头上。也就是说，盛俊是在对西方“universal history”(通史)理解的基础上，建构了他对郑樵史学接受的基础，因而其所论及的郑樵，较之梁启超的评价，有了更高的提升。盛俊之《郑樵传》，可以视作是20世纪前期郑樵接受历史的展开。
对于盛俊的评述，梁启超并没有回应，而且有关郑樵史学的话题，学界也未别见新的讨论。此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出，才再次论及郑樵的史学(11)。但此时自谓常“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因一战后的欧洲之行，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已与当初发生了些积极性的变化。其中就对郑樵的接受、解读来说，虽与《新史学》的基本观点仍大致一致，如在讨论纪传体时，一方面称“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另一方面仍指出：“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12)值得注意的是，此刻梁启超所接受的郑樵，与十年前将其厕身于司马迁、杜佑、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叙述性史家之列不同，是将郑樵与刘知幾、章学诚并为一列，称：“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13)显然，《历史研究法》强调的是郑樵史学理论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较之当初梁启超所接受的郑樵，其地位有了提升？此后一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中，梁启超这一接受郑樵的立场，基本未变，并直接体现于他的《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相关论述中(14)。
也就是在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刊布前不久的1919年，一场“国故整理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催生中诞生。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早期，一群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革新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史学而言，新文化运动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进一步深入的同时，也影响到对郑樵的解读与接受，使郑樵接受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其代表，就是撅起疑古派旗帜的顾颉刚。
新文化运动中展开的国故整理运动，对顾颉刚接受郑樵的影响，主要的体现是对郑樵基于疑古立场的解读。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有所回忆。“自序”中，顾颉刚说到自己：“在(民国)十年(1921年)初春……除了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也做了两件专门的工作：其一，是讨论《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其二，是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搜集郑樵的事实……《诗辨妄》本是豫备放在《辨伪丛刊》里的，最早从周孚《非诗辨妄》里见到他所引的碎语，就惊讶郑樵理论的勇敢；后来又从《图书集成》内搜到一卷。但两种书中的话冲突的很多，《集成》中的几篇有许多议论竟成了‘《诗》护妄’，使我很疑惑。”(15)就这样，在新文化疑古思想的驱动下，经过一系列文献的清理之后，顾颉刚于1923年，在《国学季刊》上连续发表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在《小说月报》发表了《郑樵对于歌词与故事的见解》等一系列文章，形成20世纪以来，继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之后，郑樵接受史中新史学对其学术的再一次积极性阐释。
在《郑樵传》中，顾颉刚对于郑樵，依据他所理解和接受的形象描述说：“郑樵是中国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极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在谨守典型又欠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特出异样的人物，因为他特出异样，所以激起了无数的反响：有说他武断的，有说他杜撰的，有说他迂僻的，有说他博而寡要的，有说他疏漏草率的，有说他独切切于仕进的。大家没有晓得他的真性情，真学问，随便和他加上几个恶名……”其实“他的一生，研究学问和发挥他所做的学问真勤劳极了，但社会上却没有如何的容纳他，没有给他多大的帮助。他耐着穷，耐着苦，抱着‘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的精神，抱着‘不辱看来世，贪生托立言’的野心，只管拼命的做上去”。尽管“社会上用了很冷酷的面目对他，但他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充足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16)!于是在新文化整理国故的新思潮的涌动中，郑樵也就以一位在保守的环境中特立独行、富有怀疑精神且勤奋治学、不断追求真理的独立学人的新形象为顾颉刚所接受。
约与顾颉刚发表《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等文章同时稍后，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一位叫陈久志的作者，在《南开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郑樵的治学方法》的论文，其引言称：“在中国各种学问中，号称极发达的史学界里，很少人能把这位大史家——郑樵——的史学方法懂得，而且还加了一身的罪名，这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的奇耻!百年前的章学诚，也曾代他辨别，但赏识他的人，仍是‘寥寥无几’。现在顾颉刚先生把他的著作表彰出来，并且为他作了一篇很详细的传，于是这位大学问家的事迹，我们方才完全晓得。我读了这两篇文章，觉的这位大史家的治学方法，在那时已有那样的勇敢，那样的精密，实在是可惊可敬了!”(17)陈久志撰写这篇以现代史学观念和立场阐释郑樵史学方法的文章，反映了顾颉刚的阐释对当时接受郑樵学术的影响。
此后，随着整理国故活动的推进，当然还有北伐战争完成后，国民党主导的国家统一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此时的整个文化界，开始了在政治当局主导下，从批判旧文化的革命文化，转向确立民族自信诉求下的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于是，有关郑樵史学，也在这种“当代存在”的新氛围中获得新的接受和解读。
此时，就新史学来说，业已进入新的学科建设时期。表现于历史学科，一个方面是结合新旧、中西的“史学通论”“史学概论”类著述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总结传统史学的中国史学史著述逐渐面世。在这一轮学术流变中，世纪初的新史学，以及后来的整理国故运动所接受的郑樵形象，基本延续了下来，其学术地位依然崇高。不同的是，因接受的文化氛围，已从世纪初那种多少带有自虐性的文化批判，转向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故而对于郑樵的接受，较之先前，也就变得更强调其中的理论价值。如何炳松1928年出版的《通史新义》就是这样解读和接受郑樵的：“吾国史家之见及通史一体者，当仍首推刘知幾为树之风声，至郑樵而旗帜鲜明，而章学诚最能发扬光大。”(18)卢绍稷1930年出版的《史学概要》中显出所接受的郑樵形象，亦是“已往之史学界，人才虽甚多，然可称为‘史学家’者，则仅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三人。盖惟三人著有‘批评史学’之专书，始有史学通论述作史方法。”(19)这些都标志着20世纪前期的郑樵接受史，至此再次进入新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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