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主义、西方在场与20世纪前期对郑樵的接受
检索20世纪前期的学术史，我们就会注意到，民族主义以及所谓西方的在场构成的中西比较，是此时郑樵的接受中表现得相对一致的特点。
所谓“民族主义”，本属于以自我民族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运动，其表现的基本特征，乃是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肯定；而以西学为标尺建立的文化比较，其内在指向，却是对自身民族文化价值的否定，即与民族主义的指向正好相反。然而在20世纪前期，此二者却矛盾地扭结到一起，在构成当时中国思想界内在张力的同时，按照接受理论的术语，也构成了制约当时接受郑樵的“当代存在”(20)。
从郑樵学术的接受历史看，20世纪最初十年，也是上述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邓实《史学通论》、马叙伦《中国无史辨》、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诸文发表之时，陈旧的科举虽已废除，但中国仍处在垂而未死的清朝政治统治之下。种种令人气短的国情国势，作为那时的“当代的存在”，在引起知识分子对民族前途的焦虑外，也同时影响到此时阅读和接受郑樵的期待视野。同时，在被动洞开国门之时，国人也窥到了另一个史学文化世界，形成可参照比较的视界。中、西两个史学世界孰优孰劣？国势强弱对比的悬殊，此时是如此强烈地影响到对中西文化优劣的认知，致使即便是一些学术性的理解和解读，也在不自觉中笼罩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悲情。此时的学者，对于中西两个史学世界的理解，事实上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学术范畴，在挟政治、军事优势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一切学术问题，常常于不自觉之中，就被放到了各自背后所支持的文化之间作出比较性的解读。在此“当代的存在”的语境中，无论是梁、邓二氏对于中国史学的批判，还是马、金二氏对于中国史学的辩护，其中的底色，亦无不涂抹有民族主义的爱恨情仇。
试以梁启超为例。梁启超在20世纪初虽然率先揭起“史界革命”旗帜，发起对中国旧史学的批判，但依其《新史学》所申：“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述，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1)则其显然是从民族主义的高度，倡言史学的重要和史界革命的必要。至于站在维护传统史学之价值的立场，与梁启超批判主旨相对立的盛俊，相较梁启超的《新史学》，则表现出了更浓重的民族悲情。他的《郑樵传》，甚至在《通志》撰述的背景中寻绎出民族主义的共鸣：“郑樵之时代又黄族弱而外族强之时代也，腥膻臭气，弥漫神州，江左偷安，朝不保夕……而郑樵顾屏心息志，置身于史学界。何居？呜呼!吾知之，郑樵盖将以历史引起国民感情，造成国民品格而以定中兴之基础，埋独立之命根。”(22)可见当时的一些学者，是如何将史学放置在民族存亡的维度作出价值判断的。可以说，20世纪之初，无论是对中国旧史学持批评态度者，还是对旧史学持维护态度者，其内心，无不纠结某种民族文化情结：既有国势不振背景下的反思与批判，又有自己所浸润于斯的难以割舍的情感。在此情结之下，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要彻底地完全地否定中国文化，本能上就存在着心理抗拒。于是就使这一代知识分子，深陷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谓“思想选择”的张力，即：“理智上想与中国思想疏远，感情上又要认同中国思想，因为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他们的中国人身份，于是他们力图通过中西文化的调和而使中国的精神和西方的精神统一起来，尽管这种统一是表面上的”(23)。
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针对邓实“中国无史”说而撰述《中国无史辨》，竭力维护中国史学，并在此基础上解读郑樵史学的马叙伦，其实在刊发是文的前一个月，还在《新世界学报》第1期上，发表过一篇与梁启超甚至与邓实《史学通论》批判中国史学相类的文章，在称史学“为一国文明之所寄……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的同时(24)，批评中国旧史“自嬴、刘私国，史非民有，暴君酷吏，接迹后世，而史氏之称颂，洋溢行间，不问贤与否也。史无公心，此污秽灭亡之史，不足观也”(25)。然而，当看到梁、邓等人真的要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传统史学之时，又不禁站了出来，撰文竭力维护曰：“人之言曰‘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於乎!吾将信其言之无诬而不疑乎？吾将集二十行省四万万同胞而痛哭之，泪干而血继之。吾中国非国乎？何无史也？虽然，吾有疑乎其言，吾于是正告我同胞曰中国固有史!”(26)曰：“近载以来，举国谈士，交口倡新学，登山而呼，四陲皆闻，和者靡然，如涂涂附，然所谓新学者，不过崇拜西人，如乡曲愚夫妇之信佛说……诟旧学如寇仇，斥古书为陈腐，欣欣得意自以为他日中国之兴，皆若辈之功矣。然我论若是者，直杀我民之大蠹耳，亡吾国之蟊贼耳……吾政治、技艺皆不足取，然学术则有远过欧西者矣，我即举《史记》《通志》而论……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中国又何尝无史？”(27)
马叙伦的这番言论，既是其看待中国文化之理性与情感矛盾的显现，也是影响他接受郑樵的“前见”或“前理解”。至于那位号称金华盛俊的作者，其撰述《郑樵传》的缘起，也同样是缘于对梁启超、邓实完全否定中国史学而“吾耻之，吾愤之”的民族情绪。试想，政治、军事等国势原已不如西人，而今视之本可与泰西科学有一拼的史学，竟亦被视为敝屣，其情又何以堪？民族感情刺激之下，于是就有了《郑樵传》之作，反梁氏之道而行之，以郑樵申中国史学之长。在盛俊看来，你梁启超不是认为与西方史学比较，中国史学不是只“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只“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吗？那么我就举出郑樵为例，看看中国史学是不是如此不堪，如此一无是处，是不是仅仅是二十四家之“家谱”!
除了民族主义外，20世纪初在对中国旧史学的评判中，在对于郑樵接受、解读之时，还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西方的“在场”。在当时西方话语占据全面强势的情势下，西方文化，已成为有关中国文化优劣讨论难以摆脱的阴翳。即中国史学好也罢，劣也罢，似乎一切价值的评判，都是用西方观念衡量的结论：其认为“中国无史”者，是以西度中的结论；否定“中国无史”，为“中国无史辨”者，亦同样是以西度中，从旧史学中寻绎出与西方史学相类元素的结果。例如早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对中国史学的批判，就是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提出的。梁启超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法国名士波留氏尝著《俄国通志》，其言曰：俄罗斯无历史……故只有王公年代记，不有国民发达史，是俄国与西欧诸国所以异也云云。今吾中国之前史，正坐此患。”“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氏曰：人间之发达凡有五相……今中国前史，以一书而备具此五德者，固渺不可见。即专详一端者，亦几无之”，云云(28)。
20世纪初这种评判中国史学的西方“在场”，同样钤印在郑樵的接受史中。其中表彰郑樵者，是因为郑樵的史学中存有西方的史学因素；批判郑樵史学者，亦是因为郑樵史学中有着不符合西方史学的因素。于是在郑樵的接受史中，—个来自西方的新的史学文化，就这样规定了此时学界，对包括郑樵在内的整个中国旧史学接受的期待视野，先在地影响了对包括郑樵在内的中国史学、史家的接受及其价值之好坏的评判。
试先看一下在批判中国史学中首先涉及郑樵的梁启超。对于20世纪率先在系统论述中国史学时提及郑樵的梁启超，只要阅读他的相关论述，就会感受到这种西方的在场，感受到其先在横亘于胸的西方标尺。梁启超看来，西方史学之所以优越，是因为它重在历史的论述而不是史实的叙述。照此标准或尺度，梁启超认为，郑樵史学之优是其“《通志·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其弊则是《通志》纪传，因其“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29)。这也就是说，对西方史学的“认识”与“理解”，先在地决定了梁启超对郑樵史学优劣两方面的接受与解读。
与否定中国史学的梁启超对郑樵接受中之西方“在场”相类，肯定中国史学的马叙伦、盛俊等对郑樵的接受，也同样有一把西方标尺先在地横亘于胸。如马叙伦《中国无史辨》所谓“吾政治、技艺皆不足取，然学术则有远过欧西者矣，我即举《史记》《通志》而论……中国之学术，何尝不及泰西？中国又何尝无史？”撰《郑樵传》的盛俊，亦以中西比较视域称：“泰西科学以十数，而为中国历史彪炳几千年者，惟有史学。泰西之史学又以十数，而中国学术上师承几千年者……”称：“吾读《通志》，吾以读西史之眼光读《通志》，吾滋愧——愧郑樵无泰西史家左右世界之能力也；吾读《通志》，吾以读旧史之眼光读《通志》，吾滋豪——豪郑樵际幼稚之史学界而能巍然放光明也……吾于是不得不权衡泰西历史学之名称，三熏三沐，敬谨上徽号于我夹漈先生曰：中国普通历史大家。”(30)其中盛俊称喻郑樵是“中国普通历史大家”的依据，也是以与西方史学比较的立场得出的结论。至于后来在二十年代初新文化运动突起的顾颉刚，虽在《郑樵传》中没有提及什么“西方”，但其文章中不时出现的“中国”怎样怎样的叙述模式，其背后依旧说明存在着一个“西方”的参照，而这个潜在的西方的“在场”，在成为评价思想学术的新的标准的同时，也直接影响到对于郑樵的解读和接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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