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还有左史老。《左传》哀公十七年载：楚人“将取陈麦，楚子问于大师子谷与叶公诸梁，子谷曰：‘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贱，民慢之，惧不用命焉！’”子谷则以鄀俘观丁父、申俘彭仲爽受到楚王重用为例，质问叶公子高：“唯其任也，何贱之有？”子高的本意是欲使令尹子西之子公孙朝率师取陈麦，因而以主将职位低不宜帅师为由提出异议；子谷则提出不得因其二人原为俘虏为“贱”，以驳斥子高。杜预注：“右领、左史皆贱官。”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杨树达《读左传》：“据下文子谷语，二人盖皆俘也”，因而认为“右领、左史俱屡见《传》，非贱官也”。按，《左传》隐公三年的“且夫贱妨贵、少陵长”，文公六年的“辰赢贱，班在九人”，都是说爵位卑下。“率（帅）贱”之“贱”，也确实是指职位较低。杜注意在指明右领、左史的爵秩，并非是说差车与老的身份。左史位在史下，确也不算高官。但用“贱官”为注，这与《左传》昭公十二年杜注“倚相，楚史名”以左史当太史的看法，却又是自相牴牾的。
“右领差车与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马以伐陈”，是指楚惠王三年令尹子西伐陈和惠王四年司马子期伐陈（见《左传》哀公九年、十年）。所谓左史老相司马，即后一次伐陈，时为公元前485年。此事，《韩非子·说林下》有一段记述：“荆伐陈，吴救之，军间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谓子期曰：‘雨十日，甲辑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备之。’乃为陈（阵）。陈未成而吴人至，见荆陈而反。左史曰：‘吴反复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行三十里击之，必可败也。’乃从之，遂破吴军。”此年上距左史倚相随灵王于乾谿已四十六年，很可能倚相早已死去多年了。对照《左传》的记载可以看出，此“左史倚相”正是佐助子期伐陈的左史老。《国语·楚语上》记有司马子期访于左史倚相，《说林下》的编撰者以左史老为左史倚相，当是因《楚语上》的记载而造成误记。《说林下》还曾记载：“越已胜吴，又索卒于楚而攻晋。左史倚相谓荆王曰：‘夫越破吴，豪士死，锐卒尽，大甲伤。今又索卒以攻晋，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师与分吴。’荆王曰：‘善。’因起师而从越。……（越）乃割露山之阴五百里以赂之。”此“荆王”即楚惠王。“越破吴”在公元前473年，更在左史老助子期伐陈的十四年之后。此“左史倚相”，显然仍为左史老之讹。看来，左史老既是一位长期侍于王侧且经常随军记事的史官，又是一位善知天文气象、深谙战略战术的智多星似的人物。《说林下》张冠李戴，以致左史老诸多足智多谋的动人事迹反而湮没不闻。事实上，如同观射父、倚相一样，左史老也是足以誉为“楚国之宝”的。子谷推荐左史老为伐陈主帅，显然不无道理。
（三）
《说文解字》指出：“史，记事者也。”《左氏春秋序》谓“掌书曰史”。从西周、春秋以来周王室及诸侯国史官的行迹来看，笔录王命，记载国事，编著史册，也确为史官的基本职责。《礼记》所指的记事记言，《汉书》所说的“君举必书”，也都是指此而言的。上述所谓“百二十国宝书”、“诸侯史记”、诸国《春秋》及《志》、《记》、《语》之类的史册，事实上也多是史官“援笔而书之”的成果。但记载时事和自然现象，并不是史官的唯一任务。由于史官保管文献档案与图书典籍，又常侍于国君左右，“史掌官书以赞治”（《周礼·春官·冢宰》），道故典，言成败，箴王阙，备咨询，也是史官的职司之一。在改正国君过失，推进政事演变，普及、提高国人的历史、文化知识方面，史官是作出了他们的贡献的。另外，沿于商、周以来沟通神人的传统，史官还掌管天时历法、礼仪之事，参与有关祭祀活动。史官备受尊崇，显然与此有关。所有这些，在上述史老、左史倚相、左史老等人的言行中，也都可以得到印证。由此可以说明，如同中原诸国一样，活跃于荆楚大地上的楚国史官，显然是与当时的“国之大事”紧密相关的重要职官之一。
西周时期及春期早期，周王室和中原诸国，史官基本上是世袭的。这一方面是受世官制的制约，另方面也是由于其职司决定了史官须要具有他官所无的专业特长。楚国史官是否世袭？西周至春秋早期及战国中、晚期史阙有间，无从判断。仅从现有资料看，楚庄王时“援笔而书”却无氏无名的史，与楚灵王时的史老，无法断定其间的关系；与史老同时稍后的左史倚相，明显不是史老之子；史猈、史皇及史老，相互之间也很难看出有什么血缘上的牵连；楚惠王时的左史老，与史老同名，而且是以战俘身份新近仕楚的，更可肯定并非此前楚国史官的后裔。《战国策·楚策一》载：“夫史举，上蔡之监门也。”史举的主要活动时间在宣、威之际。时上蔡属楚，史举自必是楚之监门，其先人当属史官以官为氏者。此时史举不复再任楚中枢史职，仅为上蔡的守门吏，确可谓“贱官”之流。中原诸国，随着世袭制的瓦解而官失其位，以至沦为庶人者，也屡见不鲜。孔子赞为“良史”的晋太史董狐，春秋晚期其后人董安于已降为赵简子家臣。事实表明，至少是春秋中期以来，楚国史官已不是世袭之职了。不过，楚国史官任职比较固定，少有变动。史老年事较高才改任他职；左史倚相和左史老任职时间较长，史皇死于柏举之战，几乎都是担任史职直至晚年。由此也可以看出楚统治者对史官这一专职的重视程度。
按地位说，春秋时期的楚国史官大体属大夫之流，并不是爵高权重的职官。《左传》襄公十五年有一则记载：“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蔿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以靖国人。”从中可以看出楚官的排列顺序。这个名单，大体上也就是楚国“内阁”成员。其中无史，证明史之地位还在宫厩尹之下。但值得重视的是，楚国史官几乎普遍受到楚人的尊敬。刚愎自负以致任性到“投龟，诟天”（《左传》昭公十三年）的楚灵王，为白公子张进谏事不耻下问于史老；对左史倚相更连声称赞，誉为“良史”。王子圉更以倚相为荣，比作国宝。司马子期为其家事也向倚相请教，并且一经指点，立即放弃原来的打算。司马子期帅师伐吴，对左史老的献策，无不言听计从。楚惠王出师助越，也要倾听左史老的意见。由此可见，在以武功为能事的楚人的心目中，楚国史官的位置是远远高于他们名义上的爵秩的。事实上，楚国史官在其军事、政治、文化等活动中，也确实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并以其特有的知识与品德促进了楚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作为“掌书”者，他们更为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为记事的《左传》、记言的《国语》等典籍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进而为后世留下了雄据南土之楚的一系列具体的史实。现在我们研究先秦史特别是楚国历史与文化，不应该忽视他们的这一特殊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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