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汉魏晋南北朝——中国史籍的发展阶段
有人将本期称作中国史籍的确立期，是颇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到了这个时期，史籍才真正摆脱了对于“经”的附属地位而得以正式确立。这时期史籍发展的主要标志，是规模宏富的通史和断代史——《史记》和《汉书》的出现，还有《后汉书》《三国志》的产生。这就是著名的“前四史”。这些伟大史籍的产生，当然不是偶然的。就汉代而言，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休养生息”政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封建经济的初步形成，学术文化的恢复与繁荣，都有利于搜集资料、著书立说。而且，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需要，官府提倡修史，私人修史亦随之而兴盛。再加上造纸术的发明，又为史籍的编写与利用提供了很大方便。据统计，仅修汉史者有18家，20种，1049卷。当时史籍发展的盛况是可以想见的。较之于前期，本期史籍编纂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史官己有专职，二是修史已成制度，三是史籍规模空前。这是整个史学的一大进步。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它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内容博洽，体制宏伟，是一部贯通三千余年，堪称一家之言的通史。在公元前二世纪，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象《史记》这样规模巨大的史书。《史记》创制了纪、传、表、志等纂史体裁，这些体载之间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一种系统的有机的历史编纂方法。它所开创的纪传体，此后不仅成为中国史学的主要体制，而且东亚各国的史籍，为《大日本史》《高丽史》《大越史记》等，无不受其影响。因此，郑樵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⑥而且， 《史记》对史料所采取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⑦的编史目的， “其文直，其事核，不珠美，不隐恶”⑧，正视现实、关心人民的历史态度和进步立场，“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的文风，都被后世史家奉为圭臬。
世以《史记》为通史的开山，《汉书》为断代的初祖。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此后，断代为史，成为通例。《汉书》在史学上的贡献，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发展，更重要的是它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较之《史记》更为详细、全面，为政治制度史、法律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艺术史、目录学以及地理学提供了一些珍贵资料。而且，《汉书》的文字生动，读来饶有趣味，所以“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⑨。其影响之大，不难想见。
《史记》《汉书》都是体系严密，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式的史书。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有较大影响的还有荀悦的《汉纪》，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而刘向父子的《别录》《七略》则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
到魏晋南北朝，史籍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激烈变动时期。困惑的统治阶级，想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失意的文人学者，想从纂史中抒发愤懑，作史以致成为热门。而且，纸张广泛应用，字体较前简易，为史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于是私家修史盛极一时，史籍数量空前繁富，较前增加了40多倍⑩。其中，佼佼者当推《后汉书》和《三国志》。
范哗的《后汉书》堪称正史中的佳作。其史学观点较《汉书》大有进步，体例上也有所发展，如创立《列女传》《文苑传》，还为“宦者”“党锢”等立传，使纪传体史书更加完备。因此，刘知几称赞说：“观其所取，颇有奇工”(11)。
陈寿的《三国志》以总揽三国全局的观点和简炼笔法，记述了黄巾起义至晋灭吴的一百余年的历史，“明乎得失”，叙事井然，成为我国纪传体史籍的又一杰作。但《三国志》“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实在美中不足。后，裴松之征引百数十种著述为之作注和补，使之得与《史记》《汉书》媲美。
此外，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魏书》等正史也有可取之处。如《宋书》所创“带叙法”，为后世所称道仿效。《南齐书》《魏书》对原始资料的搜集，特别是《魏书》所新创的《官氏志》《释老志》记述少数民族和佛道西教的发展情况，对史学确为一大贡献。
在史籍发展史上，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重要的史籍类型已基本创立，史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史学”一词即出现于本期），史籍发展取得了名方面的成就，为后世史籍的繁荣开辟了广阔道路。
三、隋唐两宋——中国史籍的繁荣阶段
这是中国史籍发展史上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二十四史中有十二部成于本期。这个时期，由于从三百多年的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经济、政治、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封建君主重视思想统治，倡行修史；而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私人修史为朝庭组织修史所取代使史料搜集有了保证。而且，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更为史籍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隋朝仅历三十七年，未及产生较大史籍，却为唐宋的史籍发展作了较为充分的组织准备和史料准备。
唐代开国之君充分认识到史籍“考论得失，穷尽变通”，“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2)的重大作用，设馆修史，正式形成官修正史的制度。这可以说是本期史籍发展的一大特点。设馆修史，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制，影响所及，直至清代。史馆所选史官多为一时名手，李世民甚至还亲自领修《晋书》，这对史学和史籍的发展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总结性著作的出现，是本期史籍发展的又一特点。其代表是刘知几的《史通》与郑樵的《通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论著作。它对隋以前的史籍，“辨别是非，洞悉利弊”(13)，实是一部史学发展史、史籍发展史。《通志》长达300卷，其“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这两部史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籍由纪实向理论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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