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地主阶级不可能有科学的世界观，不能考虑到各个民族的利益，只能从本民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制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同时，由于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决定其对中原的掠夺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有一劳永逸的民族政策的。古代史学家虽然不懂得这种社会的内在原因，但却有人看出了被这种原因所决定的现象。范晔说：“四夷之暴，其势互疆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而灵献之间，二虏迭盛，石槐骁猛。尽有单于之地，蹋顿凶桀，公据辽西之土。其陵跨中国，结患生人者，靡世而宁焉。然制御上略，历世无闻；周、汉之策，仅得中下。”(18)范晔总结两汉以来的历史，认为统一的中原政权根本没有对付落后民族进攻的上策。这个结论，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
李渊建唐以后，面临突厥的威胁，与西汉面临匈奴的威胁大体类同。唐对突厥采取的对策与西汉对匈奴的对策也大同小异，都是先和后战。由于历史的前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史学家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刻了。
唐初的史学家们认为，对待落后民族对中原的威胁，不管是战还是和，都不是绝对的，必须分析当时的形势，采取具体对策。最有代表性的是魏征和李延寿。他们认为：“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从西汉以来的匈奴、乌丸、鲜卑到南北朝时的突厥，“皆以畜牧为业，侵抄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恒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颖塞顿颡，盛则率兵寇掠。屈伸异态，强弱相反。(19)”这种看法，抓住了要害。事无恒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深刻的反映了事实真相。令狐德棻也概括的说：“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20)显然这都是说，落后民族对中原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中原统治者必须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采取适当措施，离开双方“强弱”，“盛衰”的具体情况，孤立的谈“和”或“战”是脱离实际的。
魏征与李延寿还具体叙述分析了北齐、北周屈服于突厥，隋文帝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实行羁縻政策；隋末农民起义后，隋朝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也乘机割据一方，突厥勾结各个割据势力为害中原。到了唐太宗时期，才彻底打败突厥，解除其对中原的威胁。对客观事实的论述，必然使人们很自然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突厥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是根据双方力量的对比发展变化的。不言而喻，中原的统治者应该针对具体情况采取对策。
综上所述，从司马迁、班固到唐初的史学家，对民族关系的看法，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司马迁与班固都看不到民族矛盾的实质所在，认识不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司马迁认为“战”或“和”都是权宜之计，用人得当才是关键问题。班固认为防御是关键问题。这种离开民族矛盾的客观形势，想用一劳永逸的办法处理民族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范晔认为两汉统治者根本没有找到解决民族矛盾的好办法。
唐初的史学家对民族关系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首先，他们认识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什么“九夷八狄”，“七戎六蛮”，都是贪而无厌，“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次，他们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矛盾的办法，必须根据双方力量的“强弱”，“盛衰”采取适当措施。这种观点，虽然也未说明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但根据事实归纳出来的结论倒是正确的。这正是高于前人的地方。
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例如，五代后晋刘晌所撰的《旧唐书》，基本上承袭了这种观点。该书追溯了突厥与隋唐两代的关系。隋文帝恩威并用，实行羁縻政策，隋炀帝实行暴政，引起农民起义，突厥乘机向中原发展势力；唐高祖也曾屈辱求和，但唐太宗时突厥为什么会遭彻底失败呢？刘昫等认为：“咸谓太宗有驭夷狄之道，李勣著戡定之功。殊不知突厥之始也，赏罚明而将士戮力，遇炀帝之乱，亡命蓄怒者既附之，其兴也宜哉；颉利之衰也，兄弟搆隙而部族离心，当太宗之理，谋臣猛将讨逐之，其亡也宜哉；”(21)这样根据双方情况的变化说明隋炀帝时突厥强大，唐太宗时突厥失败，比单纯的指责隋炀帝或归功于唐太宗更符合历史的实际。由此可见，在这方面，唐初史学家的民族观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注释：
①(16)《史记·匈奴列传》。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22页。
③、④⑥(12)、⑤《魏书·序纪、匈奴刘聪传奇、僭晋司马叡李雄传》。
⑦《南齐书·魏虏》。
⑧《史通》卷一《六家》。
⑨《宋书·索虏传》。
⑩、(11)《北史·序传、僭伪附庸传序》。
(13)、(14)《晋书·刘矅传论、载记二十五论》。
(15)《晋书出版说明》。
(17)《汉书·匈奴传下论》。
(18)《后汉书·乌桓鲜卑传》。
(19)《隋书·北狄传论》；《北史·突厥传论》。
(20)《周书·异域传上论》。
(21)《旧唐书·突厥传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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