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隋末农民起义为东西战争
爆发地点在山东长白山，山东河北首先响应，整个关东也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从611年至614年关东起义军约有130支，参加人数多达三四百万之多。以后起义到高潮，分散的起义军聚合成三支强大的主力队伍，基本控制了关东。隋王朝只能据守东都、江都等一隅之地。起义成员，除广大关东破产农民外，也有众多的关东地主。如刘霸道为平原富豪，窦建德为“二百人长”，朱燮为昆山博士，翟让是东都法曹，徐世勋、魏征等人均为关东地主。他们极端仇隋，是在“同苦隋政，各兴大义”的基础上与破产农民走到一起的，并成为起义领袖。他们还招引更多的关东地主参加起义，如窦建德“每获士人，必加恩遇”，杜伏威也“进用士人”。在农民起义军之外，还有一批关东地主单独组织地主武装加入反隋行列，如幽州之罗艺，山东豪族徐圆朗，山西校尉刘武周，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及罗川县令萧铣，吴兴太守沈法兴等。这就使反隋起义的地域特点超过了阶级特点，形成全民性的关东抗暴起义。此时西部关中情况如何？与秦末不同，关陇地主并非铁板一块，出现分裂，即杨玄感起义，参加起义的关陇集团公卿贵族有40多人。这种分裂实质是脱离关陇集团，投身到关东反隋阵营之中。当杨玄感进攻洛阳时，关东父老“竞致牛酒”犒军，从军者“日以千数”，起义队伍在二三个月内就发展为十多万。杨玄感起义推动了关东大起义，如江浙刘元进、朱燮、管崇十数万人起义，以及河南韩相国十多万人起义都是响应杨玄感的。这些有力地表明，杨玄感起义是关东起义的一个组成部分。难怪李密在参加杨玄感起义失败后，进一步与关东起义结合，加入瓦岗军，并当上最高首领。他写的讨炀帝檄文，以“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呼声表达了关东民的深仇大恨。但是关陇集团中象李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他们中的大多数无法超越地域界限，始终敌视关东。隋炀帝正是依赖这一点，靠由关中子弟组成的禁军穷凶极恶地镇压关东起义，到616 年隋军仍能保持攻势。617年以后，关陇集团发生第二次重大分裂，一部分实力派和有识之士开始抛弃炀帝，举帜反隋。但他们与杨玄感、李密不同，他们不脱离关陇集团，在反隋炀帝的同时也反关东起义，继续与关东敌对，以李渊为典型代表。他在太原起兵，决定进军关中，是要回到关陇集团怀抱中，受到关陇集团的热烈欢迎。他不断“招慰”“乡村堡坞”地主，对来归的“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都妥善安置，并与关中民“约法十二章”。这样一来，关陇集团便彻底抛弃炀帝，奉李渊为关陇集团新领袖了。甚至远在关东江都的十多万由关中子弟组成的禁军“骁果”及其统领司马德戡和宇文化及听到李渊占领关中的消息，也群起响应，发动兵变，杀掉炀帝，整军西归。李渊在长安建唐，宣告了炀帝个人命运及其所代表的隋王朝的终结，但并没有瓦解西部阵营，恰恰相反使关陇集团复振。如是，在炀帝死后，关东起义所引起的一场东西战争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更激烈地进行下去。看来，不唯阶级不能作为划分起义敌对阵营的主要依据，就是反炀帝的立场与行动也不能作为划分起义敌对阵营的主要依据。主要依据只能是东西地域。过去不少人对隋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一场混战迷惑不解：瓦岗军为何愿向敌手东都集团妥协，甚至称臣受封？窦建德为何要为死敌炀帝复仇，去攻打宇文化及？又为何要竭力救援对头王世充，导致虎牢败亡？单纯从阶级斗争角度上看，这确是难以理解的怪事。但如果从东西对抗的角度看，就不仅不怪，反而十分合乎情理了。瓦岗军以及窦建德攻打宇文化及的实质是关东起义军向关中禁军复仇，对其以前的暴虐进行总清算，这是东西战争的自然现象，至于扬言为炀帝复仇，那只不过是为了在舆论上寻找攻击这支只想还乡不想恋战的禁军之口实，在伦理道义上占先。这仅是手段，而非实质。瓦岗军为了全力以赴作战，因此难免要向带有关东集团色彩的东都势力妥协。同样道理，窦建德全军救援王世充，其前提就是李世民率关陇军队攻打王世充，这是一场东西决战。面对西部的挑战，同为关东势力的窦建德与王世充便站在同一营垒内，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相对减弱。总之，隋末农民起义后期的一场混战，从外象看是乱中乱，但从实质看仍是起义前期东西对抗的继续。东西矛盾使地域特点掩盖了阶级冲突。因此，隋末农民起义始终表现为是一场东西战争。
4、唐末农民起义为东西战争
唐末王仙芝黄巢大起义的先声是浙东裘甫起义和徐宿庞勋起义，拥众数万至20万。起义控制区全在关东。起义成员全是关东农民和关东地主。到王仙芝黄巢起义时，仍是如此。黄巢故乡的童谣：“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反映了关东农民的仇唐（即仇西）心理。起义爆发于滑州长垣，关东地区纷纷响应起义。起义成员包括关东饥民，也包括大批关东地主。如王仙芝是濮州私盐贩，黄巢是曹州“世代贩盐”的世家。起义的核心力量是私盐帮，也属商人地主私人武装。黄巢对“给称儒者”十分优礼，起义军有“逢儒则肉师必覆”之谣。黄巢曾关照过福州校书郎黄璞，亲劝处士周朴参加起义。甚至对敌视起义的关东地主武装也回避不打，如在江西不报复偷袭饶州起义军的“义营兵”，在虔州不理睬“里人方氏”的乡团抵抗，绕道别走，在杭州避开私盐贩钱镠乡兵的邀击，在福州放过地头蛇陈岩的九龙军。因此，黄巢渡江南征之后，江南地主武装蜂起，割据称雄，不复属唐。这在客观上与黄巢起义站在同一阵营之内。黄巢渡淮时，传檄关东诸镇，表明他不与之为敌，要求诸镇中立，致使“天下藩帅，多持两端”。关东藩镇或不战而降，或乘乱混水摸鱼，瓜分关东，形同反唐。与之成为对照的是，关中地主极端敌视起义，关中农民基本无响应起义者。当关中反动联军袭击长安时，城内之民纷纷为唐军效劳。长安城外的关中地主与农民更是公开与大齐政权为敌，实行坚壁清野，使长安四周荒无人迹。大齐控制的州县十分荒凉，“农事俱废”。皮日休奉命巡视同官县时，衙门空无一人，院内杂草丛生，百姓全部逃光。这表明关中农民对大齐政权普遍持敌视态度。而唐军控制区与此正相反，京城外围敌军“可耕可战，自是精兵”，盘踞渭北的王重荣“屯田待敌，率士当冲，收百姓10万余家，降贼党3万余众”。长安南北山中地主纷纷修筑山寨，“倚山为屯，不屈贼”。当时在关中的唐禁军“尚数万”，被宰相郑畋聚集于凤翔，成为关中反动军队核心力量。此外，关中豪族王处存，主动率军入援，成为反扑长安的急先锋。还有王景崇，郑从谠也积极派兵入援关中。这几人虽身在关东，但实质属于关中集团，他们是为西部集团而战。关陇的藩镇与关东诸镇也大不相同，竞相与大齐为敌。如朔方节度使唐弘夫、泾原节度使程宗楚、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及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积极率军反攻长安。王重荣在渭北降而复叛，成为黄巢东部死敌。宰相郑畋利用关中地主与民众敌视大齐政权的心理，成功地组成反动联军，三次合围长安，对黄巢起义军发起持续不断的猛烈攻击，并最终把黄巢逐出关中。大齐政权虽建在长安，但所得到的远不是在关东那样的积极支持和真心拥护，而是关中地主农民普遍的仇视，在政治上陷入敌对情绪包围之中，在经济上陷入严重缺粮的窘困之中，在军事上陷入攻守异势，被动挨打之中。黄巢对此给予坚决回击。比如无情地镇压公卿贵族，在关中“广侵田宅，滥渎财货”，对长安富户“大掠，缚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黄巢还在长安城内清洗敌对分子，曾杀三千儒士，对识字的士人强制服贱役，这与起义军在关东重儒截然不同。看来起义军对儒士也东西有别。黄巢“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史书说他杀8万人，虽有夸大之嫌，但镇压规模肯定很大。这种政治镇压与经济剥夺正是关东起义军对关中地主进行清算的真实写照，这既是农民对地主的阶级复仇，也是东方对西方的复仇。由于涉及关中民众，所以地域特点更显突出。这实质是东西冲突的继续。
再看起义作战的方向性。起义初期，农民军曾二次大举西进，“欲窥东都”，显示了东西战争的态势。但起义军实力不足，只得暂时渡江南征，积蓄力量。拙文《论黄巢渡江南征》对此作了分析，指出黄巢南征正是为了西进。当黄巢拥有雄兵数十万时，便立即重返黄淮流域，发起第三次西攻，轻取洛阳、长安，成功地建立大齐政权。此后东西方势力在关中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空前残酷的争夺战，结果黄巢战败，被迫退出关中，最后牺牲于泰山。这表明唐末农民起义实质仍是一场东西战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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