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号来攻击历史决定论的首推波普尔。他提出的论据是：历史没有规律，因而建筑在历史规律之上的科学预见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对于这样的论据，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从逻辑上都是不难驳斥的。不过波普尔的理论前提却是，历史的发展取决于人类科学知识的增长（参见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序曲》），而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客观知识世界，是独立自主、并按其自身规律发展的“世界3”，科学知识的增长是在世界3的领域内实现的（参见波普尔《客观知识》）。由此看来，尽管波普尔自认是一个反历史决定论者，但不如说他是一个科学知识决定论者更为合适。马克思曾经说过科学是生产力，有一些同志往往引证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学问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册，第358页）一段话，论证科学只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而非直接的生产力。然而，现代信息科技促成的人类劳动方式的巨大变化，实现了无人工厂的操作自动化，劳动者只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进行程序设计和监督控制，从而脑力劳动开始成为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不是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科学已经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吗？那么能否据此肯定波普尔的论断是正确的呢？不能！因为其一，波普尔是把主观世界和物质世界相互作用的整个精神产物--客观知识世界当作决定历史发展的最终因素。但是，只有进入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认知科学的部份才是构成生产力的精神因素，统而言之的客观知识，不过是为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其二，即使是加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客观知识，也还是为人的活的智力所推动、筛选和加工的，正象已经物化的死劳动为活劳动推动一样，不经人的作用，死的“客观知识”是不会自行加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而且，假设人类社会一旦不存在了，世界3也会随即化为乌有。
这些年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工艺主义、科技理性的“技术决定论”在各门社会科中的喧嚣。例如，古代西方经济学新制度学派中的著名代表加尔布雷思就认为，制度的演进和权力转移都与“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有关，而生产要素重要性的更迭归根到底是由于技术发展的必然性。（参阅《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美国的社会学家Z·布热津斯基甚至这样说：“如今最发达的工业国家，首先是美国， 正在开始由工业发展阶段迈入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包括电子学在内的技术……已经成了社会进步、道德、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整个社会演变的决定因素”。（转引自《哲学译丛》1985年第4期，第67页）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把科技革命的意义和后果偶像化、绝对化。断言在科学技术理性时代，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科学已经变为第一生产力，人越来越依赖于技术，依赖于统治的技术工具。因此不仅科技革命本身已经直接成为剩余价值的源泉，而且雇佣劳动者也因为物质的补偿和“社会的补偿”而被工业社会技术骗术的统治制度所同化，生产力由解放的潜能变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合法现实基础。（参阅J·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革命化的条件》）出路只在于非生产的社会阶层，即“技术的和科学的知识分子干部”与“学校和大中学中未被同化的知识青年”联合起来，发动一场乌托邦式的革命。（参阅马尔库塞《批判哲学研究》）
诚然，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科学技术因素对于生产发展、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前此任何时代的科学技术进步造成的作用要大得无可比拟，但是，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片面地夸大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因素的作用。在由科学技术、劳动资料、工艺结构和人等因素有机组成的生产力系统中，起决定作用的主导因素是人。“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00页）科学技术只有通过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才能改变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各种职能的发挥，从而极大地解放和装备先进的生产力。既然科学技术是人所发明的，它对生产的巨大作用又是通过影响人并经过人来实现的，而现今的新科技革命也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此，在考察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完全脱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来进行。应该指出，由于科学已经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基础知识的主观因素在生产力中的成分和作用日益增大，以至已经开始改变了社会生产的性质，所以，我们在理解生产力的一元决定作用时，必须发现生产力的现代内容。生产力不仅包括客观的、物质的、社会的成分，而且还包括主观的、精神的和个体的成分。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体力劳动将越来越为脑力劳动所代替，物质财富的生产也会越来越为知识的生产、信息的生产、人的创造能力的生产所支配。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将成为最大的生产力而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而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
当然，这种以人的本质力量为主导因素的生产力系统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仅仅是就时代进步、社会形态演进的总趋向而言的，而现实的历史运动则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发展过程，是一个既有前进、又有倒退和曲折异常复杂的进化过程。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提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多元决定的、“经济的辩证法从不以纯粹的状态起作用；在历史上，上层建筑领域在起了自己的作用以后从不恭恭敬敬地自动引退，也从作为单纯的历史现象而自动消失，以便让主宰一切的经济沿着辩证法的康庄大道前进。”（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90-91页）他对机械决定论的线性因果观的批判和对上层建筑作用的强调是很有见地的。但是，他混淆了历史决定论中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含义，或者说干脆否定了前者。这样，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结构因果观只就其强调社会结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一定道理，而他不分主次地把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因素，诸如经济结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等量齐观，认为历史是具有严密结构的现实，“只有从社会的任何矛盾和构成成分都由多元决定这一观点出发”，才能“揭示出人类发展的命运这条内在性法则”（参见《保卫马克思》第93页），则是“与结构主义调情”的产物。阿尔都塞还过火地强调上层建筑在社会发展中赋予历史事件以自己的特定形式这一作用，而否认经济必然性对它的决定和制约。（参阅《矛盾与多元决定论·附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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