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分析，时间可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个维度。人们一般将“历史性”的根基或本质放到“过去”这一维，史学研究的着眼点也指向“过去”，在历史与现实、未来之间常树立起森严的壁垒。虽然有些人也对现实加以分析和对未来加以展望，但实际上不过是站在过去这一维上进行简单的对比，往往已经凭历史资料将历史绝对化、固定化了，已经把历史封闭在过去的时态里了。然而，历史实际上是在过去、现在、将来三个维度上运动的过程，并不是在过去的时态中固定了的实体，它始终处在不断的被创造中，每一代人都在一定的时间和范围内同历史相连，创造、发展着历史并将其推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的落脚点在于未来，史学研究的立脚点也应放到未来。站在未来的维度上看过去和现在，历史才是有机整体和有机系统，存在于过去的历史资料的价值才能恰如其分地体现出来。站在未来看过去和现在，才能看出过去存在过的和现在正存在着的东西都不过是无穷大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这样，治史者就能正确地揭示历史运动中的矛盾，科学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对历史诸现象及其与现实的联系、界限做出正确的分析和评价，这样，治史者就有可能不再追求从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的具体答案，而是从历史的沃土中汲取营养，避免历史偏见的影响。
历史的落脚点一旦放到未来，史学的借鉴功能就将呈现另一种姿态，治史者可以纵观古往今来并预测历史的发展趋势，寻出其中内在联系，而不是躲在历史现象的背后搞简单的类比对照。这样，史学才能走出同现实和未来总保持着时空距离的中介变迁范围，不再被误认为是看似丰富却枯燥的“故纸堆”，史学的借鉴功能便与它的预测功能联接到一起了。当然，史学超越时空界限而实现借鉴与预测的功能，必须走出思想贫乏的泥淖，它应与时代的脉搏相通。惟有如此，治史者才能以其坚实的思辩能力透视巨大的跨越三个维度的历史整体。
关于史学的教育功能
史学的教育功能在于陶冶人们的心智、启迪人们的思维、增加人们的阅历、锻炼人们的能力和培养人们的情操等。史学自诞生起便具有明显的垂训作用。历史上的爱国思想，古圣先贤的事迹，都成为道德教育的材料。孔子撰《春秋》，虽以个人感情为标准对各层统治阶级人物任情褒贬，仍不离其训世的主要目的。而《史记》一旦开纪传体史学编纂之先河后，“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⑦，也正是这一体裁适于表现人物在文化创造上的功绩和过失，即体现了史学的教育功能。
但是，史学不是道德说教，其之所以能起到教育作用，在于它的诸种形式的研究成果中体现了某种道德观念。但是，衡量道德观念的标准却因时代的不同而改变，故并非史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具有进步的教育功能。在当代，封建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理应成为史学责无旁贷的批判对象。但是，史学领域恰恰又是受其影响最深的学科，冲破并超越世俗观念须付出极大努力和花费相当代价。传统史学赖以实现教育功能的许多道德观念，今天不但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甚至成为与现代化进程格格不入的东西。例如，肯定历史上较有为的皇帝和较廉洁的官吏时，却过分渲染“微服私访”式的体察民情；赞扬经世济民的人才时，却意在突出那独具慧眼的伯乐；谴责和批判骄奢淫逸的腐朽作风，但与世无争、安贫乐道、消极遁世的精神胜利却受到推崇和褒扬。史学一旦超越世俗观念，就会发现历来倍加赞扬的某些道德观念，实际上仍是封建制度轻视和压抑人的主体性的道德观念，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现代化的阻力。每当历史的转折关头，体现史学教育功能的道德观念也发生着剧烈变化，同旧的道德观念的冲突也十分激烈，我们今天恰好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治史者一方面要对时代的特征、历史的前进方向有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也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教育责任，才能超越旧有的世俗观念。
史学教育功能的超越性实现是道德观冲突的结果，而道德观的冲突又是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反映。因此，治史者应投身于社会之中，使其政治观、经济观、文化观进行有机的融合和升华，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道德观。这一过程就是史学在横向上同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各学科联合的过程。治史者在这个过程中会激发对现实与未来的极大热情，会唤起自己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从而找到自己顺应历史潮流的定位点。这样，他就能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去引导人们、教育人们，启迪人们升起绵长的思绪，超越世俗的观念而到达更高的境界。
二
我们提出史学功能超越性的问题，意在引起人们对史学本质特征的自觉认识，摆脱把历史学仅仅当作对历史过程反映的传统观念。其实，马克思主义早已证明：史学的核心在于通过其主体的自觉要求和实践能力超越社会历史条件（包括掌握历史资料的条件）和社会关系的限制获得发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纵观中西方史学史，相当一部分史家和史学著作，其成功就在于实现了某个方面的超越。修昔底德站在当代思想界高峰以哲学家的眼光认识历史；师承修昔底德的李维教育人们应把历史真相作为分辨各种事物的手段；塔西佗本着“善善恶恶”的原则用道德家的尺度书写历史。他们的超前追求使其影响远远超过他们所处的时代，无怪乎从“文艺复兴”时期到思想启蒙时期，历史学家们总是在痴心地寻找这些先辈们的遗稿，将他们奉为楷模。而继承这些先辈传统的新时期的史学家中也涌现了一批能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历史，能够以“理性”的标准否定习以为常的旧说，并引导人们向前看的佼佼者。孟德斯鸠研究罗马盛衰的原因和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后提出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础原则；伏尔泰把哲学的明灯带进幽暗的历史档案库，他写历史如写悲剧，因为他似乎对正在法国酝酿的大革命风暴已有预感。十九世纪中叶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更是超越了一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不仅有客观实践的根据，是历史思维自身发展的必然性，而且它是在充分利用了当时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超越了史料、超越了世俗的观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后产生的。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初便出现了新思潮，当时的进步史学家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为理论武器，系统地、深刻地批判封建史学传统，明确提出史学的使命在于从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探求规律，在于振奋国民精神，发扬民族主义，显然具有超越意识。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驱，在史学领域中首先开宗明义地倡导超越。他在《史学要论》中指出：“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历史不是只记过去的记录，亦不是只记过去的政治事实的记录。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因此，他主张治史者的研究应立在过去的世界上，“寻出一种新世界”⑧，而一切过去，都是供我们利用的材料，我们的将来，是凭过去的材料、现在的劳作创造出来的。这种对历史时间性的论述，既反映了史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憧憬；也是对史学超越性的明确表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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