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不能不看到，在实现史学功能超越性方面仍存在障碍，在历史与现实、未来之间仍经常矗立着有形或无形的壁垒。
首先，障碍来自中国史学的政治化传统。中国史学历来与政治关系密切，古代史学以帝王起居、政务活动及其家族谱系为主要内容。正如早期资产阶级史家所批评的：“中国学科夙以史学为最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⑨，“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纪”⑩。近代社会虽冲击了这一传统，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迅速败北，未能重建新的体系，封建的传统顽强地保存下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创建、发表起来的。投身革命的治史者们努力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阐述中国历史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观点。当然，这种特殊时期史学的政治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建国后，这种倾向继续发展下去。“史学为政治服务”被片面地宣传和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理论成了史学研究的唯一理论。“阶级斗争”概念简化了纷纭复杂的实际历史过程，一切历史现象均被打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这样，史学理论被单一化和线性化了，它的偏颇和粗疏为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带来了困难。至于那种打着“借鉴”的招牌，以“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由，随心所欲地任意歪曲和装扮历史的现象，则只是屈从于政治形势，根本谈不上什么科学研究和超越。政治化史学又异化为考据性史学，治史者的思辩在武断的政治面前无用武之地，“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勘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11）这种史学只描述治乱兴衰之实迹，而不去探求治乱兴衰之原因，即“有历史而无史理家”。无论是政治化史学还是考据学，都有排斥和压制超越性的弊病，而且这种史学导致的学术趋势和思潮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又被不断强化，所以有很强的稳定性。
其次，史学研究分科过细、过窄，成为史学超越性发挥的另一障碍。中国史研究以断代史为基础，断代史上又有横向划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纵向还是横向，这种划分都趋向更细、更窄，分化成无数相对独立的专业范围。世界史的研究也同样被国别史和断代史划分得十分片断。当然，这种划分方式与注重史料搜集、整理、校勘、考订的史学研究方式相适应，也确实有其存在的合理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影响了对历史过程进行宏观的探究。历史本来是“一个跟着一个出现的和彼此有密切联系的事件的总和”，治史者只有抓住这些事件的联系和连贯性，特别是在较长历史阶段中显现出来的联系和连贯性，才能运用理论思维寻找史实叙述的“哲学原因和后果”，从而充分展现史学超越性的作用。“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过细、过窄的划分研究领域却恰恰割裂了事件的有序性和有机联系，限制了史学思维的视野，使治史者只能对被划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历史事件进行相对微观层次的研究。虽然微观层次的研究不能一概否定，但是对历史事件综合概括而得出的规律，必须从更宏观的高度出发。而且，即使是在狭小的领域中，治史者也应追求放宽视野而实现超越。近年来对乾嘉学派及继承其优良传统的“古史辩”派提出的殆成铁案的论断的冲击，正是史学研究冲破了狭小的划地为牢的领域后出现的新气象。可见史学研究中分科过于狭窄的模式容易窒息有价值的见解，阻塞通向真理的道路。
三
史学是治史者作为研究主体透过时空的间隔对研究客体进行的反求构筑，是治史者认知能力的体现。因此，史学的超越性，从根本上说，就是治史者作为主体的超越性。对史学超越性的追求，也就是向治史者提出的作为研究主体的超越性的要求。
治史者必须依靠历史资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受制于历史资料。这一命题如果是在治史者确认了自己的主体性，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超越责任的前提下，无疑会导致他在研究工作中的认真求实和冷静沉稳。但是，如果治史者并无任何超越意识，那么，过分强调历史资料的制约作用，则导致治史者主体性的被削弱，使史学变成史料的堆砌。作为研究主体的治史者，他的思维应当是深邃的和超历史、超现实的，他应当具有巨大的历史透视力和预见性。他的研究成果既要符合“信史”的标准，又应体现其本人作为主体的个性和追求。为实现主体的超越性，治史者应该进行诸方面的追求。
第一，治史者要确立自觉的主体意识和超越意识。
尊重历史事实，一直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但这只说明了一个侧面。当治史者行动着、实践者，即从事着历史研究时，他是依自己的意志、能力创造性地支配着外部对象的。因此从史学研究主体的角度看，治史者的意志、能力和创造性，应当与历史事实得到同样的尊重。治史者的尊严，一方面在于他秉笔直书、维护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则在于他的独立的思维、认识和创造，即充分发挥其主体力量。治史者应当对这种尊严有自觉的追求，即通过其本人对历史资料、对现实和对世俗观念的不断的超越来实现。
治史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是检验其能否具有自觉的主体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基本标准。治史者应该下功夫去搜集、整理、分析史料。但是，治史者决不能成为史料的“俘虏”，这倒是应当注意的一个倾向。闻一多先生在经历了十余年对史料的考证、辨伪的研究生活后，曾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慨：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并非他彻底否认了历史资料的作用，而是他透过历史资料看清了积淀在传统中的病症和惰性，并且从中看到了某些史料的不可靠性，即实现了对历史资料的超越。比起那种仅在史料周围做些考证而提不出明确的有思想性观点的研究，闻先生的超越当然要高明得多。列宁曾指出：“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那样做，“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12）。除了自觉地驾驭史料外，治史者当然也要自觉地投身社会变革的运动中，培养自己炽热的时代感。治史者要使自己的心灵与时代的脉搏相通，才能对未来社会充满希望，而站在未来回顾历史和现实，就会高瞻远瞩，产生创造力，实现超越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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