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是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二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两条都只能从宏观角度来理解，事实上，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政治斗争并不都是阶级斗争。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理论研究历史时，应该注意到：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时，对中国历史资料触及很少，从中很难找到有关中国历史的现成结论；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这些历史科学理论体系时受到时代的局限，有的观点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已有明显偏颇。因此，要重新理解、重新研究，并对其中一些观点进行讨论，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得到发展，并有效地指导我们的事业；放弃其因时代局限而过时的部分。
要加强对受旧传统观念影响的历史观念进行评论，现在的史著因袭封建史家的观念很多，诸如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气节观，以及烈女节妇、忠臣义士等等，仍然不加区别地被颂扬，这是很不妥当的。
最近一个时期，史学界普遍重视史学评论，因为它是提高历史科学研究水平不可缺少的一环。历史工作者多有受某种先学熏陶和影响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时必然要受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所支配。先入为主，他们对自己所见长的方法和观点总是充满着自信，而缺点和不足则很难发现。开展史学评论，可以给历史工作者以有益的启示，以便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史学评论范围很广，对史著本身、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史学研究方向、史学流派等等都可以评论。但我以为从宏观的角度对史学理论、史学研究方法、研究方向进行评论尤为重要。这里我想就这些问题略谈几例：
其一，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理论的评论。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对我国历史科学影响最大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历史科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重要变革。不少史学家从封建史学方法中解脱出来，即从所谓直书以及史料考证、史学体例等的研究变成从宏观的角度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或者在微观研究中注重理论分析和综合概括，并且写出了一批面目一新的史著来。但是，也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片面地强调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史学界而论，有不少人同样是把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当成教条，照搬照套，致使我国历史科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弊端。例如，普遍要求历史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观点和方法是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这是历史研究者尽可能要做到的。立场是政治问题，是指阶级立场。把立场作为历史研究的必备标准来要求，就把学术研究简单化了。当时有的论者就提出过，研究奴隶社会的历史要站在奴隶阶级一边，研究封建社会的历史要站在农民阶级一边。这就造成对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全面否定，而对奴隶的反抗斗争、农民的起义战争的评价则无限拔高。其实，在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是这个社会的主导阶级，地主阶级则是封建社会的主导阶级，它们在各该社会形态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出现以前，这些阶级都是有积极性的。因此，历史工作者不应是站在历史上某个阶级一边，而是要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衡量和分析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才能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站在历史上任何阶级一边去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都只能是片面的、主观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其中有这样两条：一是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二是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两条本来都应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理解，从大的历史变革和历史进程来看，是可以这样说的。但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去，就不能照搬照抄了。事实上历史上有许多重大的政治斗争并不都是阶级斗争，诸如父子争夺王位，兄弟争夺继承权而互相残杀等等，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它有时会对历史进程起重大影响，如李世民击败李建成、李元吉兄弟，迫李渊下台当了皇帝，由于他励精图治，开创了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但这些都称不上是什么阶级斗争。然而，多少年来，不少历史研究者都把历史上发生的事，不分巨细全都概括在阶级斗争之中。甚至认为阶级斗争越激烈越好。
历史研究以阶级斗争为纲，不仅会颠倒历史发展的真象，而且也禁锢了历史工作者的思维。例如，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组织者和领导者大部分是由地主阶级抵抗派来承担的，但论者为了坚持阶级观点，往往只看到三元里、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反抗斗争。在史学理论思维方面也是一样。例如，关于农民战争之后新王朝轻徭薄赋的政策，曾被认为是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或反攻倒算政策。其实，这两个对立的观点，不过是殊途同归，都是从阶级斗争角度来看问题的。事实上，地主阶级的轻徭薄赋、奖励农耕是发展生产的政策，是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自我调节的政策，并不是简单的让步或反攻倒算。而这种调节政策，往往在一段时间里导致吏治清廉，生产力有较大的发展。这些都说明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研究历史时，历史工作者往往忽略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科学的理论体系时，曾经对欧洲历史进行过研究，其中也涉猎到美洲和印度的历史资料。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对中国的历史资料接触很少。这就是说，在经典著作中，是很难找到有关中国历史的现成结论，研究中国历史硬要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到的有关中国的历史概念用来说明中国的历史问题，结果不但未必有大补益，也不一定能恰如其分地把问题说清楚。弄不好，有时甚至会闹出笑话来。例如，马克思在1854年8月8日写的一篇文章中，从《最近东方来的邮件》中引了这么一段话，说太平军北伐时，清咸丰皇帝“预见到北京会失守，曾命令各省总督把皇帝的收入交到热河。”关于清咸丰皇帝要逃往热河的说法，这本来是当时发生在北京的一种谣传，以及在京的外国人的猜测，马克思当时引用了这条材料时并不可能进行核实，这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直至今天，我们还当成信史加以引用就不好了，因为咸丰皇帝当时并没有逃往热河的想法。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触及到的历史资料，有关中国的史料恰恰是较薄弱的环节，如果我们不加选择，把他们著作中谈到有关中国历史的言论句句都当成真理加以引用，这不但是极不严肃的，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极不尊重的。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造这些历史科学理论时也是受时代局限的，他们处在欧洲阶级斗争的激烈年代，那时候的欧洲到处燃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火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斗争看成“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把“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的斗争，都看成是阶级斗争，这些在当时都是历史事实。问题是我们今天在看待这些理论观点时，要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进行重新理解，发扬其科学的部分，分清其受历史局限而不适合于现在的部分，这才是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够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进行评论，因循照袭，诸如把阶级斗争理论理解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解成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剥削阶级都成了历史进程的阻力，如此等等，理解越来越偏颇，结果造成对历史科学研究的不良影响和破坏。这种现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有改变，史学界先后开展了对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的讨论，引导人们对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和思考。同时也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论点还是可以讨论的，至于这两个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和表述才是正确的那是另一回事。由此，我想到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这些和历史科学关系较密切的问题，也是可以展开讨论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历史之所以成为科学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所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历史研究时都无法回避这一理论。尽管过去年代，由于理解偏颇，给历史科学研究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但历史唯物主义者，毕竟不能对这个早就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发现和论证过的，随后又被马克思作过科学论证的理论，因噎废食。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讨论是探索和研究，讨论并不意味着一概否定。而是通过讨论，放弃那些因时代局限而过时了的现在仍然在作为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的部分，发扬其科学的正确的部分。我认为，只有对这些基本理论进行认真讨论，才能更好更准确地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研究历史，历史科学也才能得以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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