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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宏观史学的评论(2)

其二,加强对受传统观念影响的历史观念的评论。中国历史学受封建史学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从方法上看,目前史学研究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奉行封建史学的求真和考证的方法,论著重史料轻议论,缺乏综合概括的功能。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历史著作的可读性。而从内容上看,因袭封建史学家的观念也很多,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不少还是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不能对其作出恰如其分地评价。例如封建地主阶级的重农抑商政策、伦理道德观、气节观等等,都远没有得到澄清。福建的南安县明朝末年出了两个显赫的人物,一个是郑成功,一个是洪承畴。前者在清军入关后起而反抗,后来到了台湾把荷兰殖民主义者驱逐出台湾;后者被清军俘获,当了大清王朝的重臣,乾隆搞了个“贰臣传”,把他列入“贰臣”之中。历代史学家都把郑成功列为抗清英雄,而把洪承畴目为“汉奸”。据说,这种传统观念,至今还在压抑着洪承畴的家乡和后代(当然,现在的人并没有必要替历史人物的行为负责,这种压抑感完全没有必要。)。其实,对这两个历史人物都要作具体分析,郑成功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捍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完整。至于郑成功抗清,反对清初的民族压迫,也是正义之举,但并不是他成为民族英雄的主要根据;洪承畴归顺清王朝,为清廷安邦定国出谋献策,对稳定清初社会是有一定贡献的,清朝是中国的主要王朝之一,洪承畴在明朝末年被俘之后降清,就这件事而言是不应当有太多非议的。关于洪承畴的气节是否有问题,以及他降清之后参与镇压江南抗清力量的行为,历史学家可以实事求是对他作出评价。因为降清就称之为“汉奸”显然是不当的;又如西汉的所谓“七国之乱”,众所周知,刘邦杀韩信等人罪名是莫须有的,他杀了韩信等人之后曾杀白马为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一语道破天机,诛异姓王目的是为了搞刘家天下。然而,几年之后,受封的九个刘姓王,在各自领地里政治、经济、军事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威慑到汉中央王朝的安全,谋士提出“削藩制”和“众建诸侯而削其力”的主张,逼得吴王刘濞等走投无路,不得不起而反之。汉中央王朝凭借着封建王朝军民的大一统思想把他们镇压下去。战端本来是汉中央王朝挑起的,但历代史学家都把七王描绘成谋反者或复辟势力。其实,诸王在各自领地里发展经济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汉中央王朝如同周王朝是个松散王朝,让诸侯王自由发展,也未必有什么不好,过分集权的中央王朝的统治于生产力发展也未必有利。这些历史本来是应该改写的,但人们仍然习惯于相信刘濞铸钱、煮盐是要谋反,而歌颂汉景帝镇压“七国之乱”的文治武功。类似这种例子在史学著作中是不胜枚举的。至于传统观念中的烈女节妇、忠臣义士,有许多是属封建糟粕,但在历史小说、评书、戏剧等文艺作品中仍被当作美德加以渲染,这是很不正常的。这些烈女节妇、忠臣义士有多少至今还值得称颂的,只有靠历史工作者在转变观念的过程中重新对其审定了。
    其三,对历史学的文风也应进行评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主张历史工作者应该走出历史,以历史为题材,去创作历史剧或写历史小说;有的则主张历史著作是以资料取胜的,应保持传统的写史方法,才是历史。我以为,两者都有所偏颇,写历史剧和历史小说是文学工作者的任务,而不是历史研究者的任务,这里姑且不论。但传统的写史方法由于史料堆砌,又大多不讲究文采,可读性很差,在这书著如林的时代,是缺乏竞争能力的。如果提倡写历史著作重史实、重文采,尽可能写得生动情趣,对读者有吸引力,历史学的生机就会好得多。
    和文风有点关系的,是历史和现实问题,写历史注意为现实服务这个功能,读者认为你的历史著作对他有启发,他就喜欢读。有人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历史被冷落了。其实不然,从某种意义说,不论是中国的改革还是苏联的改革,都是从变革历史观念开始的。邓小平同志提出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正是要对那段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历史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同样是为了重新审查和总结用语录判断是非的年代的历史。只有人们真正认识到过去谱写的历史曾经有过失和错误,才会产生改革现状的愿望,改革也才有真正的动力和信心。据说,目前苏联出现一股“历史热”,苏共对斯大林、布哈林、赫鲁晓夫的重新评价,正是在改写这些历史人物所处时代的历史。人们把这种改写历史的举动看成和国家、集体和个人息息相关的事业。过去由于撰写历史的人有难言的隐私或局限,有的历史著作并不都是真实的。因此,这部分历史必须改写,这部分史书的内容必须矫正。这样,人们所渴望了解的历史真象的史书才能出现。显然,戈尔巴乔夫也是把变革历史观念当成改革的起端和动力的。历史著作有益于现实,读者就会主动去接近它。如果历史著作都是板起面孔的八股文,史料堆砌,文字晦涩,内容又偏又窄,这是不会引起多少读者兴趣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提倡任何历史著作都要和现实联系起来,对一些历史专题的研究,以及史料的考证,在历史科学研究中一直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不但不应否定,还应集中有专长的人材去做。但对广大历史工作者来说,如果选题和现实有点关系有点启发的,读者的覆盖面就大,历史的功能和史著的效益就笃著,这大概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我赞成在历史领域里开展史学评论,尤其是从宏观角度来评论,这对端正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有很大好处,它可以促进历史科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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