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宗族制度，则是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两个对立范畴的中介。封建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正是通过宗族这一中介作用于地主与农民双方。政治上，宗族的族规，是封建统治的地方法，它约束着宗族下的每个成员；经济上，族田、祖庙这些公产的经济实体，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宗族的共同利益；思想文化上，族谱，在血缘上把整个宗族统一起来。在这里，宗族制度的作用表现在：1.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地主与农民之间间接联系的普遍存在。2.宗族制度既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又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作为居间联系的环节，具有“亦此亦彼”的特质，使地主与农民对立的相对性在一定范围内融合。如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一些农民参加太平天国运动，一些农民却参加了地主的团练武装。这都是通过宗族关系在起作用。参加农民革命的，是在老乡观念带动下出走，参加团练的，也是在封建血缘关系下站在同一战壕。因此，宗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宗族内部的尖锐矛盾（但这不等于阶级调和论，这一点以下我们还会谈到），使宗族这个社会链对整个社会的存在起了稳定作用。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封建社会条件下地主与农民共存于一个社会组织外壳下的漫长性。我们把握住作为“非本质差别”的宗族制度这一地主与农民的中介环节，对于更深刻地阐明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有益的。
（三）中介关于普遍联系的观点，是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交叉产生边缘科学的理论依据。
前面说过，中介不以“亦此亦彼”的形式出现。这种形式在边缘科学的创立中如何体现？由于普遍联系的观点，我们认为原来彼此“毫不相干”的学科之间，其实是有中介的，它们之间的交叉与结合，可诞生新的学科。
心理学过去一直被拒于历史研究大门外，但国外流行的“心理史学”表明，心理学与历史学的交叉产生的这门学科，日益受到人们重视。如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除研究其政治、经济、文化外，其社会心理也值得重视。日本战后已发展到一亿人口，跻身于经济强国之列，但它周围是海洋，被加、美、苏、中四大国映衬而显得是“弹丸之国”，特别由于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外依赖较大，因而面对国际风云显得非常敏感。所以，日本纵然有“经济起飞”，但日本国民的社会心理非常脆弱和悲观，《日本列岛沉没》一书的畅销说明了这点。
再如历史学的生态学的结合，历史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结合等。实践表明，边缘科学“亦此亦彼”的特质，正日益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二
以上我们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谈中介分析法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中介分析法对于史学研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一）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环节，有助于我们把问题的研究推向细致、深入。
清承明制，清初统治者禁止通商航海。东来的葡、荷等殖民主义者却要求通商交往，这就形成了清初中西方政治上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东南沿海封疆大臣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
我们认为，清初东南沿海边疆大臣是清廷统治者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中介。一方面，他们是作为清政府的重臣来镇守海疆的，他们与清廷的关系，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清政府通过他们接融外国人，并了解外国的情况；另一方面，这些封疆大臣又在东南沿海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勾结进行走私，为他们的侵略行径掩饰、向朝廷谎报情况。清政府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是通过东南沿海的大臣联系的。无疑，分析东南沿海大臣的中介作用，对于认识当时中西冲突通过什么渠道进行，通过什么环节来联系、调节，东南沿海大臣在清政府决定对外政策中起什么样的作用，是有启发的。
（二）以中介为出发点，开拓研究领域，扩大研究视野，进行多角度、多点面的考察，争取在选题上有所突破。
我们从广东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来谈这个问题。确实，近代广东曾产生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容闳、郑观应等等著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有些同志认为是“该地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戴爱生：《近代广州人才辈出的原因初探》，《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我们认为这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实际上，广东近代资产阶级的产生及其思想，一直走在其经济实体的前面，近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已转移到长江三角洲，上海的投资设厂比广东多得多，为什么就没有产生象广东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见研究历史，必须充分注意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能用模式代替具体的探索，否则会滑入“机械唯物主义”的泥坑。
那么，我们是不是否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呢？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一定要遵守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是要辩证地去理解，这方面我们求援于中介分析法。
我们认为，广东近代新闻、出版业是资产阶级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中介。近代广东由于最早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得风气之先，再加上西方传教士率先在广东办刊物，这就促使近代的广东的新闻出版事业蓬勃发展起来。当时广东报纸刊物数量之多，发行之广，冠于全国。资产阶级通过办报活动，锻造了一代知识分子。许多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均担任过报刊的主编、编辑或撰稿人。所以，直接推动广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的，是教育、文化、宣传、出版等因素，并非资本主义经济实体本身。在这里，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是以出版、新闻等作为中介曲折地表现出来的。当然，探讨近代广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还应考虑其他因素，如广东比全国更早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等等。但我们看到，把出版、新闻等文化事业作为中介来考察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确实使我们从新的角度上对这个问题产生新的认识，从而把研究推向深入。
中介分析法能帮助我们开拓新的课题。我国南方的墟市，一向被视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一些同志更是以墟市的增减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但是，如果我们把墟市作为农业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中介，考察一下它在调和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尖锐矛盾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时，我们会对墟市的功能有新的认识。又如清前期的耶稣会，是当时中西文化冲突的中介，对耶稣会作用的考察，将有助于研究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如此等等。总之，中介分析法可在研究角度、选题、开拓研究领域方面给我们一些启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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