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责任感
责任感，或称使命感，这种心理因素使船山能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在民族遭受深重灾难之时，他意识到自己有拯救危亡的责任，例如他说：“……审于生民涂炭之极，察其数之将消，居贞以俟，徐起而顺众志以图成。”（《宋论》卷七）这虽然是讲古人，而实际上也有“夫子自道”的意思，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同时，他在评论李泌所讲的“君相可以造命”时指出：不但君主和宰相可以掌握国家的命运，而且“一介之士，莫不有造”。（《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即一般的士子，也能够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推动历史前进。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反映了船山力挽狂澜、救民水火的乐感精神。
2.自信心
船山在艰难的环境中充满着希望去奋斗。同时他也希望人们不屈不挠地为复兴民族国家而效力。他在《黄书·宰制》中，分析了中国的客观情势，认为“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只要做到“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就完全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基于这种认识，船山的乐感精神得到更大的发挥，他说：“延首圣明，中邦作辟，行其教，制其群，以藩杆中区，而终远□□（当为“异类”--引者），则形质消陨，灵爽亦为之悦怿矣。”（《黄书·后序》）正因为船山有这样的自信心，所以才使他没有忧郁地死于山中，而能以坚强的意志著书立说，成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
三、船山史学研究的方法论
船山的史学研究的方法论，较之前人，有不少创新之处。
第一，船山强调研究历史要尊重历史本身，坚持求实，认为“考古者，以可闻之实而已（《思问录》外篇），即研究古史，一定要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最厌恶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虚美之词，他说：“史有溢词，流俗羡焉，君子所不取。”（《读通鉴论》卷七）对于史书上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记载，他都予以驳正。由于他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历史，所以他在研究古史时，不仅以古文献为据，还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认识到“轩辕之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至于三代，他认为“三代沿上古之封建，国小而君多，……暴君横取，无异于今川、广之土司，吸龁其部民，使鹄面鸠形，衣百结而食草木。”（同上书，卷二十）这些论断，是对过去传统史观的大突破。
第二，船山强调研究历史应该“设身处地”地作具体分析，不可“执一以贼道”。他认为在研究某一具体历史事件时，应该“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读通鉴论》卷末）这就是说，要把自己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某一历史事件作深入的、具体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比较符合于历史实际的结论。他论“孤秦”、“陋宋”，就是这样做的。关于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船山主张“均于善而醇疵分，均于恶而轻重别。”（同上）例如曹操与刘裕，他指出两人同属纂弑，但“刘裕之为功于天下，烈于曹操，而其植人才以赞成其大计，不如操远矣。”（同上书，卷十四）这个论断是允当的。
第三，船山认为研究历史应当根据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进一步探索其发生发展的原因。在他看来，事物的运动变化都是有“理”即有规律的：“生有生之理，死有死之理，治有治之理，乱有乱之理，存有存之理，亡有亡之理。”（同上书，卷二十四）要通过研究历史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非弄清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原因不可。船山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对于过去朝代的兴亡和各种制度的损益，都力图寻求它们发生发展的原因，从而得其“理”即找出其规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研究历史，能从偶然性看出必然性，例如五代后汉隐帝刘承祐与宠臣李业、郭允明合谋，一举杀死权臣杨邠、史弘肇、王章三人，其意图原是出于争权夺利，但船山却由此看出从五代的大乱到宋时安定的转机。这是因为“自唐以来，强臣擅兵以思篡夺者，相沿成习，无有宁岁久矣。”到了“石刘之代”（指“后晋”、“后汉”--引者），则“无人不思为天子”，所以象杨邠等权重位高的人一旦被杀，一些野心家就再不敢有跋扈之心了。船山说：“有邠、章、宏之诛，而后樊爱能等之辟，伸于俄顷，而众心允服；有爱能等之戮，而后石守信辈以得释兵保禄位为幸，宋之中外载宁者三百载。……故此举也，天下渐宁之始也。”船山就是从这些不太引人注目的事件中，看到了事物转化的契机，从偶然中分析出它的必然性。船山这一方法论，是有其科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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