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在民族化底蕴中呈现更多“当代性”(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7 10:11:49 中国民族报 金春平 参加讨论
在对人的存在姿态的审视中，实现本土化叙事构建 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是对民族本土生活的深刻眷恋，回归成为个体安置漂浮灵魂的寓居方式。关仁山(满族)的《金谷银山》描绘的是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图，乡村重新成为人的理想和希望的飞地;向本贵(苗族)的《花垭人家》展示出人与大地永恒的生命关联;金革(朝鲜族)的《骨头》中，寿根记忆中唯一的故乡渐行渐远，也代表着情感家园最后的湮没;冯昱(瑶族)的《割树脂的人》，在对城市化发展的不自信当中，将乡土视为最后的栖居之地;何鸟(彝族)的《玩笑不分真假》中，何老左对土地的固守和眷恋，隐含着对城市化进程导致的人的“失根”状态的警惕;彭绪洛(土家族)的《兰草谷历险记》中，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更是将乡土想象极度地浪漫化和诗意化;梦非(羌族)的《半怀往事》对本族生活的“传奇”演绎，构造出一个迥异于农耕与都市景观的前现代生活图景;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的《逐狼呼和塔拉》中对呼伦贝尔大草原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诗性叙事，超越了简单的人性批判，将对乡土的守望上升到世间万物的生命彼此相依的共同体意识层面。 另一方面，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秉持都市现代化合法性的价值立场，即对民族本土生活的理性批判，逃离成为保障个体自由的方式。杨仕芳(侗族)的《望云岭》，演绎的是乡村道德对人性尊严和生命权利戕害的悲剧;在俄狄小丰(彝族)的《萨河情事》中，逃离萨河包办婚姻的理想之所，竟然是大都市广州的自由和宽容;卢应江(苗族)的《星星和霓虹》将城乡对立的问题推向前台，母亲与女儿对城市充满恐惧和沉溺的态度，蕴含着对本土生活变革动力的理性审视与情感迷茫。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抉择中，常将这一根本性命题转换为“逃离和归乡之间的无所适从”“理性启蒙和情感依恋的两难境地”。在袁仁琮(侗族)的《支撑》中，内雅为了让子女实现身份的蜕变，将他们送去大学和城市之后，自己却忍受着心灵的孤独;潘年英(侗族)的《哭嫁歌》，以老东回寨子参加外甥女婚礼的系列场景为主线，本土生活的消逝、文化传统的尴尬，一切都在褪去了和谐、秩序和庄重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夹击下，走向老东难以理解的“现代”;杨胜应(苗族)的《普通话》，同样将本土与外在的区隔问题置于叙事核心，不讲普通话无法在城市当中与他人交流或找到工作，讲普通话却又遭到本乡群体的鄙视与排斥——语言不仅是基本的表述工具，在这里已经是身份认同的表征符号，逃离或回归的抉择已经很难将这种区隔彻底消除。 回顾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承接着民族话语与时代生活进行嫁接、介入和对话的突围方向，并逐步表现出愈加显著的主体性自觉。民族叙事开始走出自足性的认知和美学范畴，并就救赎、压抑、批判、坚守等人类精神的共通性命题，表达着民族化的文学理解方式。与此同时，以民族传统文化来充实当代思想，依托民族美学的彰显与反思来构建文学的当代性，201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仍然面临着文学经验系统化的整体焦虑。 期待201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