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教材，执教者必能“掌通古今”，否则，便无法任教。秦规定：“若欲有学，以史为师”。吏即史，吏史古相通。《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晋灼曰：“《汉仪注》云：“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足见“以吏为师”，实即以史为师，史即博士，亦即以博士为师。
据《秦集史·博士表》记载：秦有博士70，今留名者17。他们有的有著作，如《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者。有的以史议今，如淳于越鼓吹“师古”，鲍白令谓秦行桀纣之道，周青臣歌颂秦以诸侯为郡县，自古所不及。等等。尽管他们观点彼此不用，而皆缘史立论则是事实。
秦代史家颇享盛名，最有影响者，当数伏胜和叔孙通。
伏胜，济南人，享年90多岁，约于50至65岁左右仕于秦（23），任博士，他以毕生精力专攻《尚书》，是秦汉《尚书》学的鼻祖，他显然是精通古史的历史学家。
叔孙通，薛人，秦二世待诏博士，后仕汉再任此职，“号稷嗣君”，“盖言其德业足以继踪齐稷下之风”（24），“著书言治乱之事”（25）。他以史为鉴，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积极影响现实政治。刘邦曾欲以赵王如意为太子，他犯颜极谏，指出：“昔者晋献公以骊姬之故废太子，立奚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自使灭祀。”（《史记》本传）前车之覆，不可不引以为戒。他的观点未必正确，但他占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是无可否定的。汉初，他曾任太子太傅，亦以史育人。他是政治家，也是出色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
秦代功于六艺，讲授经史者，还有浮丘伯、高堂生、孔鲋等。浮丘伯，齐人，受业于荀卿，与李斯同窗，精于《诗》和《春秋谷梁传》，致力讲学，后遭焚书，禁私学，被迫停止执教。其门生鲁人申公，汉初以《诗》授业，弟子自远方云集者百余人，是乃师承浮丘之故也。高堂生，鲁人，专攻《礼》学，秦火后，《礼》缺不具，惟《士礼》（即《仪礼》）犹存，时能言之者，高堂而已。汉兴，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26）称他为礼学大师，乃当之无愧。孔鲋，又名孔甲，孔丘后裔，“通六艺”，始皇召为鲁国文通君。赢政焚书，鲋为保存史籍，壁藏《论语》、《尚书》、《孝经》（27），隐居嵩阳，潜入地下讲学，受业弟子常达百余人。陈涉称王，往归为博士，卒与涉俱死。浮丘伯等精于“六艺”，实即功于“六经”。章实斋曰：六经乃先王之政典，“六经皆史也”（28）。由此可知，他们均可称为史家。
三
从秦代史家和史著中所反映的历史观点和史学思想是多元的，而起主导作用的，是历史进化论和发展历史观，以及为现实服务的史学思想。
秦代进步的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变化的。有人惯于称道五帝三王时代为古代“盛世”，却不知“盛世”之出现，是因时变革的结果。“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这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上的观点。如前所述，该篇取材于《秦记》，实即《秦记》的观点。
秦的统一，结束三代历史，“不法先王”，何也？先王之法历千年，传至今日，“益之”、“损之”，面目全非，不可法一也。先王之法，与先王时代相一致，法可流传，“时不与法俱至”，法其法不法其时，不可法二也。正确作法：把握历史变化，变易统治方法，“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这是《吕氏春秋·察今》之卓见。其次，叔孙通也曾认为：“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商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29）礼乐一向被看作“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的统治制度（30），叔孙通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说统治制度应随时代变化而相应更革。
历史不仅是变化的，而且是进化的。三代胜于五帝，秦胜于三代。殷代小邦林立，周代封邦甚多，导致“诸侯更相诛伐”，长期战争。秦统一后，“诸侯为郡县”，“无战争之苦”。这是李斯的宏论。在他看来，历史在不断地发展中，后来者总是比前者进步。
历史的发展轨迹是可知的，有规律可循的。这是秦代发展史观的重要观点。《吕氏春秋·执一》说，“变化应求，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章”与“性”是事物客观规律，遵之办事，则总是恰当的。
漫漫的历史长河，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太古、上古、中古、近世和当今之别（31）。它们各有特点。这样划分历史阶段是否科学，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姑且勿论，但它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则是明显的。
秦代发展史观的理论基础，是法家思想。秦尚法术，从商鞅到韩非的法家思想，对其史观的影响极大。韩非思想影响尤为显著。法家历史观的核心是“变”，肯定社会是进化的。商鞅认为“前世不同教”，“帝王不相复”。韩非发展了商鞅这个观点，强烈反对人们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守株待兔”，“上古竞于通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32），人们应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指挥自己的行动。
秦代进化史观的阶级基础，是尚处于上升阶段的封建地主阶级。为清除旧势力，巩固新统治，它要求一切都变革。战国时期的各国变法，即是有力说明。赢政也坚持发展史观，他反对“又复立国”，就是明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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