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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史学钩沉(4)

在秦代,与进化论史观对立的,是复古主义的历史观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点认为:历史的发展与物质基础无关,物质基础发展了,历史仍可任凭人们打扮。秦始皇二十六年与三十四年,在咸阳宫的两次政体大辩论中,坚持“立子”、“置王”,恢复西周分封制的观点。其理论出发点是“师古”。他们声称“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两次辩论,外表上是政体问题,实际上是历史观问题。
    “师古”在史学研究中并不罕见,不能认为一概都错,若以“师古”为“鉴古”,即正确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则无可非议。但是,此次辩论的“师古”,观是复古观。它主张搬用过了时的分封制。其代表人物淳于越对嬴政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这段“妙论”暴露出这样几个观点:其一,历史眼光应向后看,殷周比秦代好;其二,国家是一姓一族的私产,父兄称帝,子弟必须封王;其三,人们之间最可信赖的关系是血缘关系;其四,从春秋到战国,是历史的倒退。这是典型的复古主义唯心史观。
    秦代第三种史观,是历史循环论。它承认历史是变化的,但不认为是发展的,而是周而复始地循环。《吕氏春秋·大乐》谓:“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持此观点者,把宇宙间各种终始相接,运之无穷的自然现象,叫做环道。他们认为日月运行,日夜一周;月躔二十八宿,始于角而终于轸,轸角相衔;物萌而生,长而大,成而衰;寒暑相替,四时不辍。等等。概属“圜道”所致。“圜道”表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首和尾,起点与终点,是分不清的。“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这种观点把各种社会现象比附于自然现象,认为也是“还周复归”的。故古代“圣王”法自然,因社会,“以令其性,以定其心,以出号令”,“其国乃昌”。这是自然主义观点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将自然观等同于社会观的错误见解。
    循环史观还认为:社会上的离与合,也是反复无穷的,这是“客观规律”。“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33)。离合交替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常常发生的。但是,一离一合与再离再合,决不是数量的重复,而是质量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历史,往往在这离合的节奏中波浪式地前进。历史循环论者不懂得这个道理,错误地认为历史在离合的轨迹上循环往复。
    秦代历史循环论的哲学基础,是庄周的齐物论。《吕氏春秋·圜道》认为,事物的存在形式虽然千姿百态,但其实质是一个样,“小为大,重为轻”没有差别。在他们看来,“齐至贵”。这与《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的观点毫无二致。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则认为“古今前后一也。”(34)
    庄周的齐物论,是受战国不发达的科学制约的,同时也是没落势力在历史发展中的悲观论调。秦代历史循环论,即是它的延续与再版。
    秦代史学思想,最为突出的是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秦在统一思想的斗争中,对史籍有毁有保,毁的是“师古派”道古害今的思想渊薮,保的是维护秦统治的精神武器。毁与保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其次,《战国策》的编著、《吕览》的撰写,以及《编年记》、《语书》的宗旨,无一不从现实出发。就史家来说,也都着眼于现实。二世待诏博士叔孙通仕汉以后,博采“古礼与《秦仪》”,为刘邦定尊卑有等、君臣有序的“朝仪”(35)。他这种“古为今用”的思想和行动,于秦应已有之,否则,不可思议。复次,秦“以吏为师,吏即史,反之,史亦即吏,史官兼理吏事。足见秦代史学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最后,秦代博士兼领史职,“国家有大事,则下博士议之”(36)。始皇二十八年第二次出巡,70博士“征从”,每事议,三十四年咸阳宫政体大辩论,博士全都参加;三十六年东郡出现反政府刻石,博士受命为《仙真人诗》,进行风化;三十七年始皇第五次出巡,梦与海神战,召博士问吉凶。二世元年诏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谓“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云云,语出《礼记·王制》。“群臣”中定有通古今的博士,否则无以知其然。陈涉起,二世召博士诸生议。等等。这一系列史实表明,博士既“通古今”,领史职,又积极参与国家大事的议论,实即运用史学为现实服务。
    秦代史学思想,是承先的产物。早在春秋时期,史家即已注意发挥史学“垂训鉴诫”的作用。孔子作《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明显一例。战国史学思想,强调“古为今用”。诸子著述,几乎全是以古议今。秦代面向现实的史学思想,显然受到了春秋战国史学思想的启迪。
    秦代史学思想,有着启后的作用。司马迁欲“通古今之变”,旨在“述往事,思来者”,这无疑是秦代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再者,子长“通古今之变”,与秦代博士“掌通古今”的“通”,也有内在的渊源关系。许多史家认为治史须“通”,郑樵并说“通”是“变”的前提,“会通”,方可“极古今之变”(37)。这一很有价值、仍有现实意义的史学思想,实乃秦代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注释: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13)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③《史记·肖相国世家》。
    ④《史记·六国年表·序》,“秦记”之“索隐”注。
    ⑤⑦⑧《史记·六国年表·序》。
    ⑥《七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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