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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辨伪略说(3)

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是辨伪学的大功臣。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是中国辨伪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此二书虽佚,但大部分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实际上是根据《七略》删削而成。关于刘向、刘歆,我们将在下文专门论述。
    东汉时期,与班固同时的王充,是在辨伪方面具有很高成就的人。他的学说大多保存在其所著的《论衡》中。其中《书虚篇》、《语增篇》、《儒增篇》、《艺增篇》、《佚文篇》、《正说篇》、《案书篇》都是辨伪文字。但他所辨的伪以事伪为主,书伪较少,事伪的范围很大,材料也很多。有关辨伪书者,如《书虚篇》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并谓短书不可信用。这是论伪书之所以产生与得以流传的背景。对各种书的辨伪文字亦不少,如辨《五经》的,“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正说篇》);辨《尚书》的,“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莱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正说篇》);辨《论语》的,“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正说篇》);辨《史记》的,“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书篇》)。
    东汉时,辨伪的方法也日趋缜密,有的是针对专书或专篇,提出有力的证据,考定它确系伪品。如马融否定《尚书·泰誓》就是典型的例证。据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十一引马融《尚书序》: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至五,以谷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之于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战国时的《尚书》,本来有《泰誓》一篇,所以诸子及历史书中经常征引,但秦火之后,书遭厄运,汉初伏生的《尚书》并没有这一篇,直到武帝时才说在河内发现。当时的儒生把伏生的二十八篇配上二十八宿,把《泰誓》一篇当成了北斗,可见此篇地位之高。有关此事,可参《论衡·正说篇》。马融这段简短的考证,很有力量。在马融以前,似乎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辨伪工作。这段考证《泰誓》的文字,有力地举出古书中所引《泰誓》,都不见于此篇,足证其为伪作。这种辨伪方法,对后世辨伪的学者启发很大,以至直接影响到清人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
    到了东汉末期,今古文经学之争异常剧烈,把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就在这种环境气氛中,辨伪学还在继续发展。从事辨伪的人很多,郑玄、蔡邕、贾逵等都是著名的辨伪学家。其中以经学家郑玄成就最大。郑玄曾遍注《五经》,今尚存《毛诗笺》,《周礼》、《仪礼》、《礼记》注。其所著书中辨伪文字不少,今略录数则,以见一斑。《礼记正义·月今篇》引郑玄《三礼目录》:
    《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又《礼记·孟夏》“命太尉”下注:
    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
    四、辨伪学家刘向、刘歆
    刘向、刘歆是汉代最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在辨伪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此事在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这是由国家组织人力大规模校理天下群书,这时刘向之子刘歆也受诏参校,这次大规模校书,以刘向、刘歆父子总其成,先后达二十余年。二十余年中,刘向父子在文献的校勘、编篡、考辨诸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创造了可贵的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仅就辨伪方面加以论述。
    刘向(前77─前6),原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元帝时,因反对宦官弘恭、石显,被捕下狱。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校阅经传诸子诗赋等书籍,写成《别录》一书。还著有《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论》等书。其子歆(?-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河平中,与父向总校群书。向卒,歆为中垒校尉,继父业,整理六艺群书,编成《七略》。还著有《三统历谱》。
    刘向在校书过程中,颇为重视辨伪工作,而且与校书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明确记载的刘向的辨伪工作,首先是对于《尚书》百两篇的辨别,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汉书·儒林传》云:
    《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传》、《书序》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刘向校之,非是。又《汉书艺文志》有“《黄帝泰素》二十篇”,师古注引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又有“《神农》二十篇”,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删改《别录》,写成《七略》,里面就有不少辨伪的文字。《七略》虽佚,但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主要是根据《七略》删改而成的。《汉书艺文志叙论》云:
    会(刘)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由此可知,《汉书艺文志》所辨伪书,均本自刘歆《七略》,计有十九条:诸子略道家: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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