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文化的疼痛与守护(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1:11:04 《纵横》2018年3月号 冯骥才 参加讨论
纵横：在抢救天津老街——估衣街时，您跟市里面直接叫板，过程十分激烈，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您以民间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崭新形象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个时候，在文化遗产抢救上，您已经相当自觉了吧？请您讲讲这个过程。 冯骥才：1999年快到春节的时候，我们想在天津最老的一条街搞一个元宵晚会。这条街叫估衣街，后来叫文化街，天津市重要的商业铺面都在那儿，有谦祥益、青云栈、瑞蚨祥等老字号，铺面都非常漂亮，有点像北京大栅栏，有700年的历史，比天津城还要早，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 就在我们要搞活动的时候，忽然看到公告，估衣街都贴满了，说要在一个月之内把估衣街拆掉，所有的店铺停水停电。我就跟市里边提意见。 说句实话，估衣街的保护在当时是非常难的，后来争论得很厉害。 保护估衣街，我也是不顾一切。市委书记张立昌很不高兴。估衣街上有个天津总商会老建筑，是中国仅存的五四运动的遗址，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演讲的地方。当时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组织学生运动，让总商会也行动起来，可商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罢市，马骏就拿头撞了总商会戏台的柱子——后来拆的时候没人知道这柱子的历史，我花200块钱很便宜就买下来了。这个柱子是一代青年人的热血。我当时建议把总商会留下，同时把谦祥益、青云栈、山西会馆都留下……我提出各种方案，他们都不接受。我只好重点保护谦祥益，因为谦祥益是文保单位。 后来张立昌来文联开座谈会，我们文联的书记提前跟我打招呼说：“你不要再提估衣街了，因为张立昌在市里开会的时候当面跟我说了：这估衣街是你们文联管的吗？”可是在座谈会上我不能不说，我还是说了。我说，估衣街是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是木结构的房子，现在停水停电，如果一旦失火，谁负责任？不能停水停电，估衣街是必须保留的。我态度很坚决，但说得很平缓，也没有火气，我讲我的道理。在道理面前他们都没词儿了，谁也没出声就散会了。 说完以后，邮局就找我，说我们支持你，咱们出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把估衣街最后记录下来，留个纪念。我写了一些对联，做了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准备在估衣街上的邮局发行，我签名。可是报社不给发消息，因为他们已经接到通知：这段时间关于冯骥才的各种保护行动不许报道。我被“封杀”了。正好这时天津电台在做一个关于消防大队的节目，这个消防大队是我们文联经常采访的单位，他们请我去讲话，结尾时他们问冯先生最近在干什么，我说在做一套珍藏估衣街的明信片，几月几号我们将在估衣街邮局发行，希望大家来，东西很珍贵。估衣街邮局是天津市最老的邮局之一，现在还保留着最老的图章，我说非常值得去。 到了那一天，我去了，一看估衣街邮局门口贴了一个公告，说那个地方要拆了，房子不安全，谁也不能进。当时我就决定在估衣街街口的另一个邮局搞，老百姓就跟着去了。 那个队伍排了有三条街，正好那天相声演员牛群在天津，我说牛群你帮我一块签名去，我俩签了三个小时的明信片。签完名以后，我很激动，就到估衣街街中心拉了几个木头箱子，站在箱子上讲估衣街的历史。我说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城市，这个街拆走的时候，好的东西必须留下来，要给城市留下来。 之后，市里边请我和一些专家、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还有开发商在市政府开了个会，王德惠主持。他说，市里决定要用保护性的办法来解决估衣街的开发问题，叫保护性开发；估衣街六个珍贵的建筑要保留下来。还说，开发商几乎牺牲了几千万的利益来支持市里这个活动。之后他点名让我也说一说。我说，德惠市长讲的保护性开发很好，这证明我们政府有文化的眼光，开发商当然应该支持；但也不能说开发商牺牲了几千万，你要拆天安门不让你拆的话，你能说牺牲了几百个亿吗？后来估衣街流传一句话，叫“冯骥才加上谦祥益，××（开发单位）损失一个亿”。有人提醒我说，冯骥才你小心啊，你叫人少赚那么多钱，小心有人拿砖拍你。会后我特别高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支持此事。 此后不久，法国科学院的人文基金会请我去法国，他们知道我在做城市文化保护，希望我跟巴黎的城市规划学者、建筑学家、艺术家见面，同时也让我看看法国的古典建筑到底是怎么保护的，城市是怎么保护的。在法国，我了解到雨果、梅里美、马尔罗他们关于城市保护的许多观点，了解到他们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普查”和文化遗产日，对此我做了很多研究。 在法国待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忽然接到一份传真，是估衣街的店主集体发来的，每个人都签名盖了章。大概意思是说，在我走了以后，他们说趁冯骥才走了，赶紧拆，结果就拆了。我当时没想到会这样，政府不是说要“保护性开发”吗？政府说定的还会不算吗？我托熟人去打听，结果他们告诉我确实拆了，政府答应不拆的那几座建筑也开始拆了。我还托人找王德惠，也没有消息。我很着急，很快就踏上了归程。回到天津第二天我就到了估衣街，到现场一看我就傻了，整个估衣街一片平地，全是废墟，全拆了，到处都是铲车、吊车。原来说的那六个建筑，只剩谦祥益的一个门脸，它的另一半也拆掉了，像青云栈、山西会馆、总商会也全都拆掉了，一片瓦砾，什么都没有了。 我当时哗地一下眼泪就流出来了，情不自禁地哭了。面对北京记者的提问，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最后只能喟然长叹。这些历史建筑一旦拆掉就没法恢复了，就算恢复了也不是历史了。后来《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写了一整版文章，反响很大，叫《冯骥才哭老街》。我把抢救估衣街的整个过程也写了一本书，叫《抢救老街》，但这书在天津不许卖。 后来，有一次我跟海南省委原书记罗保铭一起吃饭，他跟我说，你的“封杀”被解禁了。我说怎么解禁了呢？他说，瑞环回来了，把张立昌和李盛霖叫去了，说他们做得不对，冯骥才的话是对的，他们应该听。 但拆了的建筑不可能再复原。习近平总书记有次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到，一个城市要注意自己的文脉。我觉得这个概念特别对，城市不仅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平面的东西，文脉是纵深的东西。 投身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我觉得我是被时代逼迫的，当然也是由衷的。我认为这是命运。到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和文化已经融为一体，就是说从情感上、使命上，我已经把这件事情当作天职来做了，不知不觉地反而把小说放下了。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我觉得离不开我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作家的立场，它不仅是一个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学者立场，恐怕没有那么大的社会效应，也不会投入那么多的情感。作为一个作家，仅仅把文化作为关切对象是不够的，你所要关切的文化是人的文化，你所关切的是人，是人对城市的一种自豪、人的一种最珍贵的历史记忆、人的一种乡土的情感。当文化疼痛的时候，你才会动心；你动心的时候，老百姓才会跟你有心灵的呼应。 纵横：2001年，您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担任主席，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是官方对您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的一种肯定。这个平台对于您开展活动亦有益处。可我们听说这事并没有那么理想，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冯骥才：2001年，中国文联找我谈话，说想让我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去当主席。一方面，他们说这是中宣部的意思，中央的意思。另一方面，他们说我写作里有很多东西跟民间文化关系密切，我又喜欢民间艺术、在民间文化方面涉猎广泛，还真找不着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到了中国民协，我说我要到各省去看看。民间的各种东西我都有兴趣看，比如木版年画、剪纸、皮影、民间戏剧、民间文学、民间的手艺和作坊等。但一看才知道，我们的民间文化比我们的城市文化还惨，风雨飘摇。 很多的民间文化原来我就知道，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河北保定白沟的玩具特别好，可到了白沟一问，当地人基本上没人知道，只知道卖皮包、卖刘晓庆唱歌的盘。 一些地方的历史文化被破坏得很厉害。我曾经把中原的开封、洛阳、郑州跟意大利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做过比较，基本没法比。人家那个城市的历史，完全是被敬畏、被尊崇的，历史是闪光的，人充满了一种历史的光荣感和骄傲感，人跟历史全部是沟通的，很神圣的感觉；而我们基本跟历史是没有关系的。有次到郑州，我去到那个商代古城，在那古城土墙上面，到处都是人们扎着大铁棍子在摆摊卖东西，历史文化全毁了，就好像中国历史没有发生过一样。洛阳也一样，你根本找不着所谓九朝古都的历史感，都处于一种完全没人管的状态。 我情不自禁觉得要做一件事，这件事远比抢救天津老城要大得多。我当时提出，要对960万平方公里56个民族的一切民间文化做一个地毯式的调查。我提出一个概念，叫“一网打尽”。我在明确地把这件事提出来以后，民协认为很提气，但是他们认为这事必须先得到中央的认可，中央不认可这个事是很难做成的。 于是，我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李树文一块去中宣部商谈此事。部长丁关根很重视，当时所有副部长也都到了，刘云山、李从军、刘鹏等几个人全都在。我讲了两个小时。丁关根也挺有意思，他先是用主持人王志那种风格反问我：“有那么严重吗？”后来他认真听过之后，很郑重地说：“这个事我们应该做，的确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具体怎么个做法呢？有人说最好跟文化部联系，这个事国家得支持，财政也得支持。后来我就到文化部去讲，部长孙家正很重视，开了一个会，所有的司长全参加了。我在那儿又讲了两个小时。讲完以后，孙家正当时就定下来，由文化部和中国文联合作此事，抢救中心就放在中国民协。我当时觉得这个事基本就成了。 但后来事情又有变动，政府把这个抢救中心从民协改放在了文化部辖下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让我挂一个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副主任的头衔。可当时也有一个犯愁的事，就是说事情属于文化部管了，但中国文联和民协如果要搞活动，文化部却不能够下文件，因为不属于一个系统的。这样各省文联和民协是没有红头文件的，没有红头文件，各省就没办法接这个事。中国文联找过中宣部，中宣部也不能为此事发文。这就等于把我放在了孤岛上，我到任何省办事，第一没有红头文件，第二没有经费。中宣部后来把这件事放在国家社科基金里立项，经费只有30万块钱，财政部把款拨给了文化部，文化部却不给文联，文联就没钱给民协。 我在全国各地任何地方演讲，既没有钱，也没有名义，名不正言不顺，怎么办呢？我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两个概念分开。文化部后来把这个工程改了，不再叫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而叫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我说，文化部是对的。政府没法做抢救工作，因为抢救是专家的事，政府应该做保护，因为政府是文化遗产的主人。那么我们可以先抢救，把抢救的东西交给政府。所以我们之后做的事，就是到下面帮助各地方政府去抢救。我帮助文化部做国家非遗名录，然后把抢救来的东西放入国家非遗名录，这样这些东西就保护下来了。 虽然这下名正言顺了，可是没有钱怎么办呢？还是老办法，成立基金会，卖我的画。我搞了几次义卖，在天津搞过，在北京现代文学馆搞过。在苏州的那次义卖我感受最深。我是在南京搞完义卖以后到苏州的，我特意留了一些画到苏州，在贝聿铭设计的那个美术馆搞了一个展览。当时王立平、王石他们都去了，朋友们都来支持。在那个展览会上，画很快就卖光了。我问卖了多少钱，他们说300多万。我说，好，我现场捐献，就在大厅里边把这钱捐出去，一分不少，全部捐了。 之后，人都走了，我跟摄影师说，我在屋子中间站着，你给我照一张相，我跟我的画照张合影。这些画都是我自己的心血，我喜欢我的画，谁都不知道我把这些画卖了是一种什么感受。后来我说，我做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有一种悲壮感。 纵横：有人将您的行动比喻为堂吉诃德式的战斗，您也常感孤独和失败。从现代化历程来看，以农耕文明为内核的传统文化将不可避免地衰落，而您的“临终抢救”又具有人类文明高度的价值和意义，回首这段历史，您如何评价？对这项事业的未来您有何展望？ 冯骥才：我有时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消亡感到悲哀，但也时常被老百姓对自己文化的热爱所感动。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做一个抢救手册，组织一批专家到山西后沟村做调查。调查做完以后，他们要开一个会宣布这个地方可以旅游了，他们把我叫去了。我在村里的戏台上做了个演讲，演讲下来后，忽然从人群中走出几个老太太，她们拿着筐，里面全是枣子，就往我兜里使劲塞枣子。当时山西的领导说了一句话：“冯骥才，你们成八路了，老百姓对你真不错。” 下到民间以后，看到老百姓热爱自己的文化，有了这样的觉悟，心里真的是无比欣慰的。因为他们能理解你，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 有人说，以后将会有人因为你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而知道你、记住你，可我说，因为这些知道我没有用，我的名字永远是留在我自己的作品里面的。巴金说过一句话，作家的名字是留在自己的作品里的。如果这20年我专心写作，我想我能写出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来。我的名字留在那儿，那才是我的。你现在说巴金，不是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家》《春》《秋》吗？说普希金，不是首先想到的是他的诗吗？法国有个著名作家叫儒勒•凡尔纳，他在里尔捐了一座博物馆，可谁知道他的博物馆呢？人们记得的还是他的《八十天环游地球》《地心游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这些作品。博物馆是他的心血，但没有多少人知道。 但不管怎样，这个心是我的。对文化遗产抢救，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有一种悲壮感，同时也是一种享受。因为悲壮的东西是纯精神的，你为一个你认为很神圣、很美好的事情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努力，这个悲壮是很美好的一种东西。还有一个很遗憾的东西，就是失败感。有一个记者曾经跟我说，冯骥才，实际你做了一件坏事，很多的文化是快消亡了，但是没人注意到它，它还能在那儿苟延残喘，还存在着；你一喊，大伙都注意到了，都想拿这东西换钱，把这东西改得变了样了，这东西反而没了。比如一座房子，不管它原来挺好还是挺破，它毕竟是一个真的东西，来个人换一个好看的柱子，刷一口漆，原来的东西就没有了，被你那么一折腾，反而给折腾坏了。 有时候我想，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这个时代人该做的事，我们毕竟喊出了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符合科学规律的声音，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心。其次，我们还是唤醒了一些人的自觉。记得有一次，我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讲文化自觉，那天我本来是要去台湾的，可人家说你不能去，贾庆林主席听说你要来演讲，说要到现场去听。我在人民大会堂讲了以后，贾主席觉得讲得挺好，因为讲到了文化的自觉。 我认为文化自觉有四层意义：第一层属于知识分子层面，知识分子先要自觉，因为你是做文化工作的，对文化是最敏感的，你首先应该站在第一线，这是你的天职。文化疼痛了，你要先疼痛；如果文化疼痛了你还不痛，那就坏了。第二层，先觉之后，你要把它喊出来，使之逐渐成为一个国家的自觉。国家一定有高明的领导人，他们有这样的文化眼光，会使之成为一种国家的战略。第三层，要形成一个地方的自觉，地方各级政府的自觉，这样才能贯彻下去。最后，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全民的自觉，因为全民的自觉才是社会文明的最终提高。 记得有一次，我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代表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事后我表示感谢。他抬头对我说，你不应该感谢我，文化是你们的，你们不热爱，谁来也没用。我觉得他说得特别直率。最近我老想起这句话，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太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连文化人都不在乎我们自己的文化，还老说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这是不是有点虚伪呢？知识分子在整个文化自觉里面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文化先觉。我特别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谈到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一种先进的思想或观念，一开始只有一部分人能认识到它，大多数人认识不到，这就需要有人把这个东西提出来，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使命。虽然他们不可能把问题都解决，但这个时代使命总得有人去完成。就像梁思成一样，他为北京呐喊，虽然当时没解决问题，但是他的声音到今天还是有作用的。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是为了后人。 时间：2018年2月5日 地点：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口述：冯骥才 采访整理：秦千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