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整体”向“要素”转向的过程中，一般认为，法国年鉴学派发挥了范式般的引领作用。据悉，在20世纪，年鉴学派“研究观念史的方法已经成为主流”。而第一代年鉴学派立场的基本特点，就是使“每个个人都必须回归他的时代”。这无疑是正确的。正因如此，一些学者很强调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的一致性。但是，沃勒斯坦讲过这样一句话：“年鉴学派提供的世界观似乎表达了对盎格鲁—撒克逊思想霸权和僵化的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双重抵制。”(19)这启发我们去认识，年鉴学派所谓回归时代，只是回归历史现场与要素，却不包含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所主张回归的时代，实质是所有制关系，而年鉴派所强调的时代是指所谓生态—人口学模式，并以此作为历史研究的独创性所在。在年鉴学派大师费弗尔看来，“要把这种独创性先验地归纳成一个定义是不可能的”。因此，费弗尔必然反对所谓“从唯意志论观点推断出所有社会转化过程的整个思想史研究的传统”(20)。看到这里，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波普尔关于历史决定论的那些话语。沃勒斯坦启发我们看到了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本质区别，而非一致性。不将这种本质区别揭示出来，就无法通解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从社会性质出发”方法的驱离，何以总是与年鉴学派挂钩。
但是，对“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的驱离，在学术实践领域，往往会出现难于自圆的漏洞。“新清史”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正如我国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新清史’的史学观念深深扎根于西方的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是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意识形态。”(21)在笔者看来，这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西方意识形态，就方法而言，就是驱离“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那么，它的结果怎么样呢？
从驱离“从社会性质出发”的立场看，这种方法实则是将一种外来的因素或模式强加给中国历史。他们认为，与其将一种外部的模式套在中国历史身上，不如深入到中国历史内部，看看中国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这种观点的典型表述，就是柯文(Paul A.Cohen)所概括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或者叫“中国中心观”。这种学风，在欧美以及日本汉学界，已经具有主流性。
它看上去似乎很不错!特别是它还高举着反西方中心论的旗帜。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实际状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妙。
“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前提，是不作任何理论预设，以一种清零的立场和状态走进中国历史本身。这样的前提，显然首先就是不成立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关键在于，当学者们这样去做时，必然会不断地关注中国历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断地深入中国历史内部，因而不断地分解、分析中国历史的要素，将历史切片予以解剖，结果导致对中国历史整体性的消解。这与其说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毋宁说是淹没历史。当人们在中国所“发现”的不是历史整体，而只是一个个历史地域、时段、断片或要素的时候，或者竟然把这些历史要素或断片当作历史整体的时候，那么，历史的活体，就只能成为供解剖用的零碎构件了。这样的研究路径，与其说消解掉了“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毋宁说由之而映照出波普尔所谓“零碎工程学”的肢解性。中国学者对“新清史”的一个重大批评，即在于他们以某种历史要素肢解与消解了整体历史。这不能说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只能说是“在中国肢解历史”。其实，中国历史从来都是内外要素的合体。所谓“没有外来因素的单纯中国史”的提法，不能成立。
将外来要素或模式强加给中国，从来无人赞同。就此而言，对“冲击—回应”模式的批评有其合理性。但是，“冲击—回应”模式属于内外要素结合论，只是主导性方面在“外”而不在“内”而已。
对“从社会性质出发”方法的驱离，是在坚守中国本位、反对外部强加的旗帜下展开的。所谓“外部强加”的顶层指向，即“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他们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来自西欧，非人类社会所普遍经历，不适用于中国。其实，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并非仅仅来自欧洲，原始社会理论即通过摩尔根来自墨西哥。而且，即使是西欧，在整体上也并非完整地经历过五阶段。奴隶制主要集中于雅典与罗马，封建制主要集中于法国部分地区，早期资本主义主要集中于英国。对此，马克思当然完全清晰。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概括出连西欧都不能彻底涵盖的五形态(发明权并非属于斯大林)呢？就因为五形态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是将实际过程中的历史样本逻辑化的结果。借韦伯的概念讲，乃是“理想类型”。韦伯笔下的理想类型不具有普遍意义，而马克思的“理想类型”却具有普遍意义。所谓具有普遍意义，是指它具有尺度的典范性或典型性，并不表明各个地方的历史都实际如此，不然就不成其为“理想类型”了。源于历史的典型化序列一旦呈现出来，马克思说，那就仿佛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许多人不理解这一点，以历史的多样性、具体性去消解五形态，因而与马克思不在同一思维平台上。
因此，单纯地“在中国发现历史”，抑或将外来因素套在中国历史身上，都不适当。正确的做法，是将“内”与“外”两个维度结合。“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恰恰是内外因素的结合，而且是最科学的结合。因为结合得科学，所以很容易发现，无论是注重中国内部要素，还是注重中国外部要素，都可以从它那里发现学术渊源。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了解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最新看法，其中最早了解到的看法，便是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199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举办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主题的研讨会。会上，刘大年以美国学者柯文所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为引线，点评了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四派观点。其中点评到所谓“中国中心观”或中国主线论时，指明“他们强调中国是具有自身运动能力的实体，中国的近代是中国这个实体的内部结构产生的各种巨大势力不断发生作用，不断为自己选择方向、开辟前进的道路所形成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和方向，最后是由中国内部力量所决定的。无疑地这符合于历史运动的本质”(22)。
柯文的著作很自然地让人们想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尚钺，因为尚钺是强调“中国内部力量”的一个代表。甚至可以这样说，尚钺是中国主线论的先驱。但是，尚钺又不是单纯的绝对的中国主线论者。他说：“我们不否认中国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特殊性最后必然要归结到普遍性，即归结到人类社会一般发展的法则，这是由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所规定的。”(23)归根到底，他是中外要素结合论者。他说：“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起点，在考虑许多有关历史事变问题时，首先必须学习运用毛主席的两点论和外因与内因的相互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24)在坚守内外两点论的基本框架内，尚钺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家一样，牢牢把持着“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亦即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衔接、对历史发展普遍性的揭示。强调“普遍性”的结果，是容易被指责为以西方的历史阶段或模式套弄中国历史。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批评，即从此出。尚钺被批判为把中国历史机械地与西方历史相比附，也由此而来。其实，“教条”“比附”只是研究过程中的问题。作为“原则”，强调“普遍性”“历史的法则”，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系统中，乃天经地义。强调普遍性，非但不妨碍“在中国发现历史”，反而恰恰是真正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前提和保证。
尚钺既是中外要素结合论者又被指为强调“中国内部力量”的代表，二者并不矛盾。前者乃是基于对其整体历史观的观察，后者则立足于对其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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