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柯文的逻辑出发，不能不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就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尚钺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研究资本主义萌芽来突出“中国内部力量”，不是“在中国发现历史”，又是什么呢？对此，柯文显然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他说：“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中国历史的内部因素，即使在70年代前的西方汉学界，也被注意到了。”但是，柯文的敏锐与其说给自己帮了忙，毋宁说给自己添了麻烦。因为，他要点评美国的中国中心观，却悄然发现这个“中心观”原本在中国就存在着，这显然是一个起干扰作用的因素。因此，他显然有意避开了这一起干扰作用的因素，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并不能确切说明发生了内部变化，原因有二，首先，未能断定这种变化完全是内部的；其次，至少有些中国经济史家认为实际上产生的变化不大(他指的是傅筑夫)。这样，中国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是否属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范畴，柯文在游移和含糊中，便回避掉了，但他的倾向又是明显的，即暗示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在中国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他可以不涉及。(25)但是，柯文却忘记了，即使他的两条理由与倾向性是成立的，那也不可否认，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追问本身，乃归属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逻辑之内，是无法剔除的。
马克思主义史家本来就始终致力于“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以后者去抵消“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根本方法，完全不能成立。
关于以所谓“中国中心观”去抵消“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在柯文批评所谓“帝国主义取向”时，有最典型的反映。他认为，帝国主义取向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种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道路，可是这种道路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26)。这句话首先是针对毛泽东的，因为毛泽东说过，中国在1840年以前，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影响，中国也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柯文认为，这属于极端目的论的历史观。但他又说：“只有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不是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我们才有可能开始正确理解帝国主义问题。”(27)显然，这又借用了“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思路。
总之，真正科学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发现历史”，不是由于抛弃了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恰恰在于他们运用了这一方法。而抛弃从社会性质出发的方法的西方汉学家们，他们虽然标榜在中国发现历史，其实只是在中国肢解历史。很显然，只要是“人”的历史，无论地域、民族、人种，一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倘若不然，人类的交往就无从谈起，目前时兴的所谓“全球史”，也就无从写起。对此，不能理解为是把西方的模式硬套在中国历史身上，而应理解为是从人类全体的统一性与普遍性出发，看一看中国历史到底是什么样子，亦即所谓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这样的研究方法，不是历史决定论，而是历史根据论。
注释：
①详见俞旦初《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新史学》，《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②参看胡逢祥《二十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
③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34-535页。
④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古史新证》，是一组考据成果的汇集，而非史学方法专论。王国维将《尚书》等纸上材料与得于地下的甲骨金文相互对证，表现出深厚的史学功底，但思想并不深奥。
⑤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74页。
⑥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1册《叙》，杨琥编：《夏曾佑集》，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89页。
⑦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杨琥编：《夏曾佑集》，第947-948页。
⑧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450页。
⑨[英]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历史作为一种艺术》，见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⑩《寻求国家复兴贯穿中国近现代史》，《参考消息》2013年7月22日，第12版。
(11)[美]理查·罗蒂(Richard Rorty)著，李幼蒸译：《哲学和自然之镜》，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13、16、146、181注六、：340、370、376、378、400页。
(12)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提出的概念。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13)[美]马丁·杰伊(Martin E.Jay)：《思想史应该接受语言学转向吗？——对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之争的反思》，载(美]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普兰(Steven L.Kaplan)主编，王加丰等译：《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1页。
(14)参看何兆武《评波普尔和他的〈贫困〉》，附录于波普尔(Karl R.Popper)《历史主义贫困论》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5)[日]中村政则著，张英莉译：《日本战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页。
(16)[日]池田知久：《主旨》，《第8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东京，2016年5月，第1页。
(17)[日]岸本美绪：《怎样的传统中国经济秩序模式化？》，《第8回日中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论文集，第164页。
(18)[美]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普兰(Steven L.Kaplan)主编，王加丰等译：《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视角》，《前言》。
(19)[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著，刘琦岩、叶萌芽译：《反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60页。
(20)[美]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普兰(Steven L.Kaplan)主编，王加丰等译：《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估和新视角》，第4、9页。
(21)刘文鹏：《后记》，刘风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30页。
(22)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组织处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年，第10-11页。
(23)《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尚钺批判》第1辑，1960年，第83页。
(24)尚钺：《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二三事》，《尚钺批判》第1辑，第154页。美国的中国中心观的信奉者往往否定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尚钺在这一问题上曾经饱受质疑。参看童力《尚钺怎样看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7月7日，第1版。
(25)[美]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94、200页注释25、190页注释34。
(26)[美]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4页。
(27)[美]柯文(Paul A.Cohen)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第116页。
（《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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