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简帛学建设的几点思考
刘国忠
最近40多年来，随着简帛资料的大量出土，简帛研究掀起了一次次的热潮。许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了简帛学的研究机构，相关的刊物和网站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有关的学术会议也在国内外频繁举办，取得的学术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特别是近两年来，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推动下，简帛学的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些现象表明：简帛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学科，成为古代文史研究的热点，成为当今国际性的显学，一个简帛研究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当前，简帛研究虽然已成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是在具体的科研活动中，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简帛研究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大家知道，简帛研究更多地侧重于文字的识读、字义的训释、简序的编联、文献的对比、学术价值的辨析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往往与具体的实证研究密切相关，并与制度史、社会史、学术思想史等研究有机结合，似乎不需要太多的理论建构。应该说，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简帛的实证性研究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理论建设，实际上，成熟的简帛研究理论可以使简帛研究工作如虎添翼。当前，加强对简帛研究的理论建设，已经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
谈到简帛学的理论建设，必然会涉及简帛学的称谓问题。长期以来，“简帛学”和“简牍学”二词同时并用，二者意思大同小异，很多时候可以互换，也并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太多的歧义。不过仔细思量起来，“简帛学”的称法比“简牍学”更为合理和全面。“简帛”分别指简牍和帛书，与当代的有关发现正好能够对应，而且这一表达方式有历史的渊源，古代称之为“竹帛”，正好也是兼顾了简牍和帛书二者，比如《墨子》的《兼爱下》和《天志中》二篇都提到了“书于竹帛”一词；《汉书·艺文志》总结《诗经》之所以能够遭秦火而全部保存下来，是因为很多人能够背诵于心，“不独在竹帛故也”；《史记·孝文本纪》载汉景帝之语，称要使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都明确把竹简和帛书并列，二者均为当时最常用的书写材料。鉴于“简帛”一词与“竹帛”的对应关系，以及同时涵盖简牍和帛书二者的特点，如果需要进一步规范学科名称的话，用“简帛学”更合适。考虑到日本、韩国及欧洲都曾有简牍的发现，为了更为规范和避免歧义，可以称“中国简帛学”。
简帛学的研究对象当然是简牍帛书，不过，在以往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可能更多偏重于对简帛内容的研究，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简帛学的研究应当包括对简牍帛书的保护、整理与研究等各方面的课题，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内容的考释和研究。简帛文字内容的研究成果丰硕，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不过，学术界能够有机会直接参加简帛的保护与整理工作的学者毕竟是少数，笔者因为遇到了特殊的机缘，从2008年起一直参加了清华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不仅可以与清华简这批珍贵资料朝夕相处，而且也有机会与相关的专家一起共事多年，得以耳濡目染了一些相关领域的工作，因此在这里主要想就简帛保护与整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多说两句。
简帛的保护工作是文物保护专家们多年来精心从事的工作，并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帛书的发现迄今为止主要是楚帛书和马王堆帛书两批，在西北地区还有零星的帛书发现，而数量最大的发现则是集中于简牍方面，由于不同地区的地下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西北地区气候干旱少雨，许多简牍是以干简的形式存在，保存会相对容易一些；但在内地，大量的简牍则是因为墓葬或遗址中充满了积水，简牍则因浸泡于水中才得以保存下来，形成所谓的饱水简牍(马王堆汉墓帛书在地下时也是浸泡于水中的)。在地下水、微生物、酸、碱等共同作用下，这些饱水简牍吸饱了水分，强度降低，竹材内的纤维素、半纤维素大部分降解，简牍朽软脆弱，由于水的存在，简牍虽然仍能保持着完整的外形，但是轻轻一碰就有可能毁坏断裂。对于这样娇嫩的文物加以保护，有许多世界性的难题，需要结合化学、物理学、微生物学、材料学等各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共同攻关加以解决。因此，简帛学虽然是在研究遥远的过去，却能够而且必须与许多新兴的学科相结合，尤其是现代的高新科技成果，可以在简帛的保护工作中大展身手。
简帛的整理工作，也应当在当代已有的条件下进行必要的改进。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充分认识到简帛属于出土文物，因此必须按照考古学的有关标准和要求来加以整理。比如简帛的室内清理工作，就可以有一些新的思路。以往囿于拍照条件，对简帛进行拍照前，需要对粘附在简帛表面的污物进行清理，不过这一清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简帛本身会有一定的损伤，甚至会造成对简帛的二次破坏，使得简帛上的字迹及其他重要信息受到不利的影响。当前红外扫描仪等设施已经在简帛清理过程中得到普遍应用，是否可以尝试在对简帛清洗之前先进行红外扫描，并拍摄和录制简帛表面的原有状貌，以利于从整体上保存简帛上的各种重要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很可能将对以后的文字识别、编联缀合等工作提供重要的帮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