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学的史料辨析与理论探求
孙闻博
自20世纪初西北汉简发现至今，简牍帛书的重要收获不断涌现。特别是近20年，无论在史料积累，还是学术贡献上，简帛学研究均迈入新境。伴随研究的开展，相关实践与理论的反思、追索，不宜忽视。这里围绕史料把握与理论探求，谈四个问题：习用概念与用语边界；时空涵盖与演进线索；前后历史阶段比较的可能；考古学与层次模式。
一、习用概念与用语边界。简帛学实践首先直面的是概念、用语，作为问题展开与论证的基点，在使用时需要谨慎。下面的问题值得思考：以往研究中的一些习用概念是否合适，认识是否可取？简帛用语的边界变化是否需要注意？
先说前者。在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与张家山汉简中，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妾等罪徒身份习见，以往多以“刑徒”称之。然而，这一用语实际较少见于秦及汉初的传世与出土文献。此时期法律用语“刑”，特指施加肉刑。而刑罚序列中，司寇、隶臣妾等附加刑多称“耐”，实多与“完”同义(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故“刑徒”概念恐无法涵盖司寇至城旦舂全部群体。当时法律文献与行政文书更多使用“徒”、“徒隶”、“隶徒”等语词。又如“官奴婢”一语，在秦汉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常被使用。作为与私奴婢的对称，二者区别在隶属关系。然而检诸史料，下面情形值得注意：相对较为多见的“人臣妾”、“人奴婢”等私奴婢称谓，秦及汉初文献很少出现“官奴婢”称谓。地方官府所役使的人身份低于平民群体，主要是“徒隶”。那么，当我们指称当时隶属官府的相关群体时，使用何种用语较为适宜？其与“人臣妾”、“人奴婢”关系又是怎样？就需进一步思考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汉避邦讳，“秦官”应称“典属邦”。汉有属国并置属国都尉，而“典属国”抑或“典属邦”又为动宾短语。故归附蛮夷，习惯上被称为“属邦”。然而，秦及西汉前期，朝廷对归附蛮夷其实很少以“属邦”称之，而是多作“臣邦”。兵器题铭、封泥及传世文献所见秦、西汉前期典属国一职，实际却多作“属邦”及“属国”，后者如此使用，与当时对归附蛮夷的称呼习惯，可相对照。
再说后者。简帛文献中许多重要语词，边界存在伸缩变动。相较于强求整齐周徧，不妨考虑概念的大小广狭。秦汉赋役制度研究中，“徭”的概念基础而重要。立足当时人使用习惯，我们注意到：“徭”这一语词在具体使用时，存在大概念与小概念，即广狭之别。如“行徭”所显示，不同群体受差使而外出服役，皆可称“徭”。这既包括城旦舂、隶臣妾等徒隶服役，也包括官吏从事吏务。而“徭”除宽泛用义外，又有狭义。狭义“徭”集中指国家正役。秦及汉初，男子傅籍后一般每年服役30天，主要以“月为更卒”行徭，也因需临时兴发。只有注意到“徭”存在大概念、广义指涉，讨论时对史料仔细推敲与区分，才能对小概念、狭义指涉下“徭”的内涵有更好的把握。又如“更”，松柏汉简《南郡卒更簿》，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徭律》均出现“若干更”的表述。如果注意“更”同样存在广狭之别，广义“更”泛指轮番进行的供役方式，并将《二年律令·史律》、《徭律》所见“若干更”从《南郡卒更簿》相关讨论中剥离出去，对狭义“更”的分析才会有所深入。秦汉年龄分层有大、小之别。依汉代情形，15岁以上为“大”，14以下为“小”。然而，汉代习惯是否适用于秦，秦代“小”在用语边界上是否存在变化，皆需考虑。秦初以身高傅籍，后傅籍以17岁，年岁较汉代偏低。《秦律十八种·仓律》言“小隶臣”转变为“大隶臣”，是通过“傅”来实现的。秦代又有“小爵”，为未达到傅籍年龄者所拥有的爵位，小爵身份者可单独立户。刘向《别录》有“长平之役，国中男子年十五者尽行，号为‘小子军’”的记述。汉初《二年律令·徭律》还出现有“小未傅者”。由上，秦存在以“傅”划分大、小的方式。“小”，或至少广义一面，包括15岁以上的未傅籍群体。
二、时空涵盖与演进线索。“学习和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首先要弄清楚时、地、人”(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43页)。平实之语，实为要义。使用简帛文献，需注意材料的时空涵盖。长江中游今湖南地区所见简牍，目前已形成战国至魏晋较完整的时间序列，无疑为地方行政制度研究、区域史探索提供了极佳的条件。不过，开展纵向梳理同时，各简牍群的地域特征与可能的差异性仍需注意。在简帛文献研究中，传统史料与前人论说也多有需要检讨之处。如《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言职官，何者可溯至更早，何者又不能推及太前，需加留意。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的经典地位无可动摇，然所论是否可涵盖秦与西汉前期，不妨斟酌。
治史向重变迁，留心演进线索的梳理。然就所得，或可反思：我们指出的演变线索，相对历史实际，波动幅度究竟怎样？习焉不察的前后相续下，又或存有怎样的历史暗流？以往开展长时段考察时，于制度演进多有由简而繁的先入之见。这固然受到材料方面的制约。然史料积累在时代先后上的寡多，并非全部原因。随着简帛文献的积累，秦官僚组织的复杂特征已引起学者注意。李学勤提到“秦的职官系统非常庞大复杂，汉初制度虽由之脱胎，但似已多有减省”(《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以往涉及列曹，主要讨论两汉时期，认为地方机构大量设曹在西汉中期以后，而且往往将列曹与诸官不作区分，混一而论。现在利用里耶秦简等出土材料，相关研究不仅可以溯至秦代，而且有关列曹、诸官的具体情形，史吏、曹吏地位及其关系，也有了重新检讨的机会。秦汉地方行政制度演进中的变与不变及变动幅度，或可再作审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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