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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雷海宗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是中外驰名的历史学家,一生在高等学校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博闻强记、自成体系、兼通古今中外著称,名列《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雷海宗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生涯,总起来说,可以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大阶段,而每个阶段又可各以1937年和1957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家庭出身中农,父亲为当地基督教中华圣公会牧师,自幼在旧学和新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相当扎实的基础。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学习。在五四运动和新思潮的影响下,雷海宗树立起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献身科学的志向。1922年清华毕业后,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历史学,副科学习哲学。1924年,入该校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深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杜尔阁的政治思想》。192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深受导师美国著名史学家詹姆斯·汤普逊的器重,时年25岁。与外国学生相比,中国留学生自然以中国学问见长,雷海宗以纯外国历史为研究对象而获得优秀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1927年,雷海宗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他不但讲授世界史,而且以史学家应兼通中外,改造旧史学为己任,进而研究和讲授中国史,发表《孔子以前的哲学》、《克罗奇的史学论-历史与记事》、《评汉译〈世界史纲〉》等文章。已故著名英国史学者蒋孟引先生回忆道:“那时雷先生还很年轻,却是全校宣扬的名教授,我慕名选课,果然十分满足,收获很多。从此爱好外国史,确定了一生学业的方向。”
    1931年,雷海宗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发表《殷周年代考》一文。他采用新的方法,提出“按温带人类生理,普通四世当合百年”的观点,对已确知的中国历朝各世君主在位的总年代做出统计,以证明这一看法的妥当,从而推断周室元年当在公元前1030与1020年之间,因此肯定《竹书纪年》关于周室元年为公元前1027年的说法,并进一步认为盘庚迁殷适为公元前1300年,汤王中原当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雷海宗的这篇文章受到了当时著名史家洪煨莲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重视和赞赏。
    1932年后,雷海宗返任母校清华大学和抗日战争期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及代理文学院院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清华大学发表的著述,除《汉武帝建年号始于何年》和有关中外历史的多篇书评外,主要有《皇帝制度的成立》、《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和《中国的家族制度》等论文。1938年后,他将以上数篇的题目略加改后,再加上《此次抗战在历史上的地位》、《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两篇文章合编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 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该书即雷海宗的代表作。其后,他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其中主要文章《历史形态与例证》、《中外的春秋时代》、《外交:春秋与战国》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后编入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由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出版。此外,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他铅印出版多卷本《中国通史选读》,不断发表文章,如:《张伯伦与楚怀王》、《雅乐与新声-一段音乐革命史》、《司马迁与史学》、《全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与中古哲学》、《古代中国外交》、《海战常识与太平洋大战》、《中国古代制度》、《近代战争中的人力与武器》、《法属非洲-西方的第二战场》、《世界战局总检讨》、《历史过去的释义》、《春秋时代政治与社会》、《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欧美民族主义和前途》、《理想与现实》、《如此世界、如何中国》和《人生的境界(一)-释大我》,等等。至于政论性杂文,多不胜数,不赘述。
    1948年后期,全国解放的形势日益明朗,当局动员雷海宗“南飞”,为他准备了机票。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雷海宗毅然决定留在北平清华园,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地参加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等运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发生转变。雷海宗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并对自己过去的历史观点和政治活动进行了自我批判,决心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贡献力量。1951-1952年间,雷海宗在《大公报》、《进步日报》和《历史教学》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性批判文章,并将稿费捐献。这些文章是:“美帝‘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耶苏会-罗马教廷的别动队》、《耶苏会的别动队活动》、《中国近代史上宗教与梵蒂冈》、《二十世纪的罗马教廷与帝国主义》和《近代史上的梵蒂冈与世界罗马教》等。
    解放后,雷海宗最初仍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发表《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的论文,探讨古书中所见的古代华北的气候与农事,指出其后逐渐发生的变化,并对今后华北的气候状况和农业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具有现实意义。
    1952年秋后,根据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雷海宗调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世界史学科建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近代史和物质文明史,编写出《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被教育部定为全国高校交流讲义。1956年,他发表《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一文,此文,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和拓荒意义。1957年,雷海宗发表了《世界史分期与上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他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人类的历史依生产工具而论,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从社会性质来说,石器时代属于原始社会,铜器时代属于部民社会,铁器时代包括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机器时代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奴隶制在雅典和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视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铜器时代,可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词来称这个时代为“部民社会。”铁器时代的前一阶段,马克思称为古典社会,“古典时代”的意识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会和封建社会属于同一铁器时代的前后两个阶段,实际都是封建社会而稍有不同。
    在此期间,雷海宗还为《历史教学》撰写了一系列比较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教学参考性文章,如《关于世界上古史一些问题及名词的简释》、《世界史上一些论断和概念的商榷》、《关于公元纪年各种西文名词的意义及中文译名问题》、《读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历法的起源和先秦的历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质》等。这些文章充分体现了一位史学大师对普通中学历史教学事业的关注,而且在简明扼要的阐述中显示了渊博学识与真知灼见。
    1957年,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后因健康情况急剧恶化而停止了教学活动,学术研究也难以进行。但他仍精心译注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一书的有关章节,其译文和注释有许多独到之处。1961年底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了把有限余生和满腹学识献给人民,尽管身患不治之症,步履艰难,他马上于1962年春乘着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精神抖擞地为一百多学生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和《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一直坚持到该年11月底难以行动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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