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斯宾格勒不同，雷海宗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有其独特之点。其他文化，除欧西因历史起步晚尚未结束外，皆按照上述五个阶段的进展，经形成、发展、兴盛、衰败一周期而亡。唯独中国文化四千年来却经历了两个周期。经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分界线， 由殷商到“五胡乱华”为第一周期。这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中国时期。它经历了殷商西周封建时代、春秋贵族国家时代、战国时代、秦汉帝国时代和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公元88至383年）。 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灭亡，经淝水之战胜利后，却返老还童直至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周期。第二周期的中国，无论民族血统还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变化。胡人不断与汉人混合为一，印度佛教与中国原有文化发生化学作用，这是一个“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综合中国时期。第二周的中国文化在政治和社会上并无新的进展，大致墨守秦汉已定的规模，但在思想艺术上，却代代都有新的活动，可与第一周期相比，共经五个时期，即宗教时代、哲学时代、哲学派别化与开始退化时代、哲学消灭与学术化时代、文化破灭时代。另一方面，南方的开发与发展则是中国第二周文化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与成就。中国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这是与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统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优秀分子大力发展南方分不开的。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历史观和史学体系大致如此，从根本上看来，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相迳庭的。但是，他努力打破欧洲中心论和旧王朝体系，独自提出中国文化两周说。重视胡人血统、印度佛教和南方发展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第三、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雷海宗生活成长于中学与西学，新文化与旧文化相互冲击激荡的时代，又远赴美国留学，他决心吸取西方新的理论和思想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历史，改造旧史学，创建新史学。
从英国回来后不久，年轻的雷海宗就向中国史学界介绍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奇的史学理论，翻译克氏名著《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的第一章“历史与记事”，认为“他的学说颇足以调剂我们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同时，他又发表对汉译《世界史纲》的书评。该书原著者威尔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译本的校译者多是中国学术界的前辈名人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然而，雷海宗却对《世界史纲》原书和中译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充分显露出不畏权威、敢于阐发个人意见的精神。其后，他撰写《殷周年代考》，根据温带人类的生理和平均寿命来推断殷周的年代。这种采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史学领域的方法，是十分新颖的。《中国的兵》是雷海宗的另一成名作。关于中国的兵制历代学者都有研究，但雷海宗另辟蹊径，研究“兵的精神”，从当兵的成份、兵的纪律、兵的风气和兵的心理等方面来考察中国的兵，由之探究中华民族盛衰的轨迹和原因。至于他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建立中国文化两周说的体系，也是其锐意创新的表现。可惜的是，无论是克罗奇还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体系都属于唯心史观的范畴，未能真正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雷海宗求教于他们的理论，并加以宣传，方向明显是错了。
解放后，雷海宗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觉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使我好似恢复了青年时期的热情。”他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运用丰富的史料，编写了《世界上古史讲义》一书，对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统的阐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体系，不断创新，既摆脱了他原来发挥的斯宾格勒的形态学史观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苏联教科书的一般结构，尤其是：（1）、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之中， 打通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的界限，以世界史为背景概述了上古中国的历史，并通过对比从经济、政治、文化、人民性、民族性各方面说明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上所占的地位，强调中国人学习世界史，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2）、 重视各地区、各种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从整体和全局来把握世界史。特别是有专章集中论述亚欧大草原的游牧部族及其与中国、希腊和罗马等地区国家的关系与迁徙。（3）、 结合奴隶制度和奴隶社会的整个历史，分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奴隶制度在三种不同地区的发展，并就从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总问题提出了上古史上这方面的三个疑难问题。此外，诸如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重视，将希腊、罗马的历史合起来分章节叙述，具体到对金属器的使用与作用、希腊哲学的兴起与发展、罗马皇帝制度以及东方宗教与基督教的兴起等问题，也都有创见。至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再一次表现了他敢于打破禁区，按照自己对于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和对实际历史的认识，独立发表自己观点的精神。
第四、热爱祖国，积极评价和弘扬中华文化。雷海宗具有强烈的爱国心，热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对祖国积弱和文化衰老的现实，他着重从当今的时代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谋求在20世纪建设中国的途径。
雷海宗从军队、家庭和皇帝制度三个方面来考察和评价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认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光明坦白的社会，这是武德的象征。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乃是中国长期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家族而言，汉代恢复古制，大家族成为社会国家的基础，此后维持了两千年。大家族是社会一个牢固的安定势力，中国经“五胡之乱”而能创造新文化，至少一部分要归功于汉代大家族制度的重建。但大家族与国家似乎不能并立，近代在西洋文化冲击下，大家族制遭到破坏。大、小家族制度，各有利弊，当去弊趋利，采中庸之道加以调和，建立一个平衡的家族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统治中国，直至近代。在西方势力摇撼下，经辛亥革命，这个战国诸子所预想，秦始皇所创立，西汉所完成，曾经维系中国二千余年的皇帝制度，以及三四千年曾笼罩中国的天子理想，一股结束。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一个固定的元首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政局的稳定与否，就由元首产生时的平静与否而定。古代罗马帝国的制度，或可供将来的参考。
从一二·九运动到卢沟桥事变，这是雷海宗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前此，他是一个基本上不参与政治的学者，中国文化两周乃至三周说的体系尚未最后完成。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了他满腔的爱国热情。雷海宗开始积极议政，将学术与政治联结起来，不仅确立中国文化二周说，并进一步提出第三周文化的前景。他强调中国之有二周文化是其他民族历史上所绝无的现象，是我们大可自豪于天地间的。他检讨自己前此的注意力集中于传统文化的弱点，对中华民族的坚强生命力，只略为提及，但抗战开始后，这种缄默已不能继续维持了。当欧西文化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战国中期阶段），其时代特征是大规模的战争和强权政治，发展趋势是走向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中国文化已发展到第二周的末期，面临建设第三周崭新文化的伟大局面。抗日战争不只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它比淝水之战更严峻，更重要，中国文化第二周的结束和第三周的开幕，全都在此一战。中国前后方应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记录，通过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使第三周文化的伟业得以实现。雷海宗慷慨激昂地写道：生逢二千年来所未有的乱世，身经四千年来所仅见的外患，担起拨乱反正，抗敌复国，更旧创新的重任-那是何等难得的机会！何等伟大的权利！何等光荣的使命！
解放后，他热爱新中国，积极参加各项运动，改造思想，他说自己从思想感情上体会到了“为人民服务”的丰富内容和真正意义。此后，他在南开大学的全部教学实践、政治活动和学术生涯，直至1962年抱病重上讲台，都深深地体现着他的爱国热情和奉献精神。
1962年12月，雷海宗因尿毒症和心力衰竭， 过早地离开人世， 年60岁。雷海宗为建设祖国的历史科学和发展教育事业，南出了毕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代不少知名学者出自他的门墙，至今仍深深怀念他。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曾写道：“近年来，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学科在这位元老的指导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雷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贯通中西的学问，是我永远学不到的。但他勤奋治学的精神，对学生热心培养、极端负责的态度，则是我要时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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