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辽立国200多年，而所存文献极其贫乏。已故史学家陈述先生所辑之《全辽文》中，诗词作品屈指可数。我们不能说辽无文学，而是未得辑录传世。金代则不然，金末元初人冯清甫辑录的《金文》百余卷虽已失传，但由于元好问收集和编次的《中州集》及附录的《中州乐府》，使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得以传世。《中州集》加上王寂《拙轩集》、赵秉文《滏水集》、王若虚《滹南遗老集》、李俊民《庄靖集》及元好问自己的《元遗山先生文集》等五家传世专集，虽不能包罗金代文学全貌，却也可以对当时的中州文苑观其大略，得其精粹。这是元好问的一大贡献。
《中州集》是元好问收集编辑的，“以诗存史”的金诗总集。“首录显宗二首，章宗一首，不入卷数，其余分为十集，以十干纪之……似乎七卷以前为正集，七卷以后为续集也。”（24）全书辑录作家251人、作品2062首，其中除“南冠”类收入忠于宋王朝的留金使节和官吏朱弁、滕茂实等五人的84首作品外，其余尽是金朝诗人的作品。编选始于金亡前夕（1233年），金亡不久已有初稿，蒙古海迷失二年（1250年）全书脱稿。其材料有二：一是编者凭记忆和旁搜远引所得；二是依据金人魏道明和商衡的金诗选--《国朝百家诗略》（25）。元好问生于当时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意识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契丹、女真，由被臣附的民族发展为统治的民族，辽、金一变成为宋的宗主。元好问作为金人，在思想上已摆脱那种传统的将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国之外的正统观，继承历朝正史传统，并结合金为正统的观点，形成了具有金代特色的史学观。他不仅将辽、金视为合法王朝，也同样将元视为合法王朝。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对金朝历史作出不割断历史源流的论述和评论，重视对辽、金两朝史实的保存，史书的著述。也正因为元好问历史观上的“正统论”，他把金看作中原统治的继承者，把金朝统治下的北方看作是“中州”，把收集和编次的金人文集称为《中州集》。
元好问辑的《中州集》聚集河南、山西一带诗人的作品。元房祺编的《河汾遗老诗集》所录八家，均系从元好问游的金朝遗老。清人在此基础上，辑补11家，名曰《全金诗》。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金代文化，且对研究我国文学发展史，都是十分珍贵的。元氏序《中州集》谈到：“亦念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月久之功，故其诗往往可传。”《四库全书总目》称《中州集》“大致主于借诗以存史，故旁见侧出，不拘一格”，又称元氏所作评语，“足以存一代之公论”，还说“其选录诸诗，颇极精审，实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26）。可见，元好问所辑之《中州集》颇具史学价值。
《中州集》在体例上，不录存世者之作，“帝王”、“诸相”、“状元”、“知己”、“南冠”等以类相从，其余各家基本上以时代先后为序。作者小传，内容丰富，一般除载生平事迹外，还常举名句、名篇为例，以说明各家的特征。在小传中，编者对金代诗坛风尚、诗歌源流以及历史事件亦有介绍。《中州集》被后世誉为“以诗存史”之佳书，因保存有金文人的出身、行实和著作，是研究金代文人、官制、史事和文献的重要资料。在《中州集》中保存了不少重要史实，为考证、研究金代社会史中的问题提供了依据。
首先《中州集》有补史作用。《金史》有两卷《艺文志》，只有不足40个人的小传，而《中州集》却有200多人的小传，其补史之功显而易见矣。同时对刘祁《归潜志》中的人物小传也可补证。“壬集自马舜之下别标诸相一门，列刘豫等十六人。状元一门，列郑子聃等八人。异人一门，列王中立等四人。隐德一门，列薛继先、宋可、张潜、曹珏四人诗……癸集列知己三人，曰辛愿、李汾、李献甫；南冠五人，曰司马朴、滕茂实、何宏中、姚孝锡、朱弁……”（27）元好问对这些人的小传记载尤为详细，正可以起到补史之作用。卷1《蔡太常珪》载：“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什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礼部官以正甫博物且识古人奇字，辟为编类官。”蔡珪著有《古器类编》三十卷，不为无因。卷2《李承旨晏》记载辽金时的二税户及其变化，对我们了解辽代投下军州二税户向金代二税户的变化有重要史料价值。
《金史》卷128《张特立传》提到了省掾王宾，是一个推贤进士之人，但其生平却语焉不详，而《中州集》庚集不仅有较详细的王宾小传，还收有他的三首诗。又如正大四年八月，进《大定遗训》的史公奕，《金史》卷17《哀宗纪》仅云其“同知集贤院”，其它情况一概未及，而《中州集》戊集则有史氏之小传并诗一首。这些都大大弥补了《金史》之不足。其次，由于资料来源不同，在诸书记载中，不同的记载时有发生。《金史》、《归潜志》和《中州集》就是如此。《金史》虽然采摭了《中州集》、《壬辰杂编》、《归潜志》等书的内容，但其主要根据金实录撰成则是毫无疑问的。而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元好问并未见到金实录，他的《野史亭稿》主要靠自己广收遗文轶事而成。《中州集》中的小传，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说考史之价值就正在于此。对于《归潜志》如年月先后、姓名、官阶等与之不同者，足以资互考。《金史》卷1《康锡传》云：“河中破，从时帅率兵南渡济河，船败死。”《中州集》辛集《康司农锡》小传则云“城陷，投水死”。二者迥然不同，“投水”是“殉难”，“船败”是“事故”。如若再结合《中州集》收录的诗作来看，其考史的价值就更大了。如《金史》卷126《李汾传》说他死时“年未四十”，这一记载与刘祁《归潜志》卷二李汾小传所记相同，似无可怀疑，然《中州集》癸集收有李汾《感寓述史杂诗五十首并引》，其引曰：“正大庚寅，予行年三十有九。”庚寅乃正大七年（1230年），考《归潜志》李汾小传云：“金国亡，长源（即李汾）劝（武）仙归宋，未几为仙麾下所杀。”李汾死在金亡之后，金亡于天兴三年（1234年），正大七年至天兴三年尚有四年多的时间，则李汾死时至少已有四十三四岁，足证《金史》之误。正因为《中州集》有如此之考史价值，故颇为辽、金史研究者所重视。
《中州集》所辑录的诗词，从各方面反映出13世纪前后中原地区人民生活和社会动荡的情况，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女真贵族统治集团入主中原期间北方的人情世态及其末世的内外忧患，反映那个时期，金、宋、蒙古各方军事政治力量在中原地区的角逐及其给各族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元好问的《中州集》不仅为金代诗人立小传，传播其名句佳篇，更重要的是对那些诗作风格的评论。这些评论，是元好问对金代诗歌史研究的精华，是对金代文学发展的概括。
《中州集》中的不少材料，为元修《金史》所资取，对《金史》的成书实有不泯之功。《中州集》作为金代诗集，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断代史诗的新体例。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诗中写出了《中州集》与存史的关系--“平时何曾有稗官，乱来史笔亦烧残。百年遗稿无留在，抱向空山掩泪看”（28）。可见，他以此书保存金代史实与文献的目的。
至于《壬辰杂编》一书在明代已经失传，今人无法窥其全貌。但元代史臣曾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未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29）。《壬辰杂编》大概是记哀宗天兴元年（宋理宗绍定元年，1232年）蒙古入汴之事。元人修《金史》是以《壬辰杂编》为依据的。苏天爵曾说：“元好问《壬辰杂编》、杨奂《天兴近鉴》、王鄂《汝南遗事》亦足补义宗（哀宗）朝”事（30）。
元好问羁管于聊城时，曾作《南冠录》。该书亦轶，今仅有《南冠录引》，这为保存元氏家世之史料。元好问“手写《千秋录》一篇，记录先世行年，付文严以备遗忘。又自为讲说之”，还附以“先世杂事”（31）。这是研究元氏家族历史及先朝事迹的重资史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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