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相对主义的尖锐挑战，在现代西方史学中，人们对历史客观性的自信已大不如前，没有人再敢像19世纪的阿克敦爵士那样确信，史学家们在经过一番艰苦的史料过滤或提纯工作之后，会得到一种“终极的历史”的回报。但历史客观主义就其以求真求实的特性而言却并未过时，仍然是西方史学立命安身的本钱和专业史家首选的职业道德准则，这是因为史学要屹立于科学之林，就必须服从科学的起码要求：对客观实际持有敬意。
关于西方客观主义治史原则的首倡者及实践家，国内外史学史研究者通常以为是德国史家兰克，他的那句“如实直书”的名言被尊为该原则的典型表述。这显然有悖史实，因为只要深入研判西方史学思想发展的整个脉络，便会发现以兰克为宗师的客观主义史学流派乃是古典客观主义思想在近代的继续，古典史家无论在史学客观主义原则的高度概括性还是实践的彻底性方面，都不亚于他们的后辈。我们可以举出三位各具特色的古典史家和史学理论家（修昔底德、塔西陀和卢基阿努斯）作为这一论点的支撑。
一从塔西陀谈起
塔西陀为三人中最具矛盾冲突的人物。根据现有史料，他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明确提出抽离自我的纯客观治史原则的人，同时又是爱憎极为分明的暴露史学大师。这种认识和实践、理性和感性的矛盾很能说明客观主义原则在实施上的难度，因而值得优先加以讨论。
塔西陀的客观主义原则是在其代表作《历史》和《编年史》的前言中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提出来的。《历史》一开头便指出已有帝国史的弊病：当政治专制确立之后，史家们在治史时所表现出的坦率真诚不见了，真正的历史家消失了，其因首先在于“人们似乎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而对政治一无所知；其次是因为他们热衷于献媚逢迎，或因为他们愤恨自己的主人。他们由于在对这批人奴颜卑膝和对那批人切齿憎恨之间摇摆不定，后代子孙便被弃之不顾了……”随后他表白：“就我本人而言，我并不熟悉加尔巴、奥托、维泰里乌斯（均为早期帝国时期的元首，后面提到的人亦如此--笔者注），与他们毫无恩怨可言。我不否认我的政治生涯系因韦伯芗而开始的，后来得到提图斯的提携，多米提安又帮了我的忙。但是凡自称始终不渝坚持真理的人在写任何人时都必须去除爱憎之情。”〔1〕
在《编年史》的起始部分，作者同样先指出以往各种帝国史的缺陷，接着立誓要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填补真正的帝国史的空白，他说：“我的计划是无忿无偏，以十分超然的态度，先叙述奥古斯都统治的末期，然后转到元首提比略及其继任者的时代。”〔2〕
“去除爱憎之情”、“无忿无偏”与“超然”是很不寻常的概括，标志西方史学在史学本体的认识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先前的西方史家虽然已成功地从感性具体中抽象出史家应秉持的最一般原则、即“真实”的原则，归纳出史学的基本目标在于真实再现过去的经验，但间或讨论的有关理论问题却多集中于实现真实的具体方法，特别是如何处理直接或间接的史料问题上。当然他们的确也发现了一些妨碍再现真实、涉及史家本身的问题，如史家个人知识的不足和私心杂念等具体缺陷，但始终未能从中提取出造成史家失真弊病的一般内在原因。所以塔西陀的概括显然是认识上的很大进步。他发现史学客体失真的关键在于史学本体的主观情感，如先验的爱憎、忿偏等等表现，史家如果要为后代子孙负责，就应该摒弃情感，始终保持超然中立的纯客观立场。
这一原则的提出并非偶然。西方史学在产生和发展之初，还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因为初期的西方史学是从对神话传说的否定开始的，充盈着一般单纯无邪的求真之气，早期史家均一心一意地寻找和记载真实，捕捉真实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完全没有后来西方史著中常见的党同伐异、刻意歪曲史实的风气。正是这种初始者的单纯缔造出西方史学至今绵延不绝的求真求实的优良传统。
然而事物离不开对立统一律。西方史学经过一段成果累累的进步，形成一定的规则和范式之后便开始为此付出代价，分化出与之对立的倾向。这一变化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晚期。随着希腊城邦政治斗争、 军事斗争的需要，以及公民大会、法庭辩论的需求，歪曲真像的诡辩、诡计兴盛起来，以感染听众为最终目的的演说术及修辞学应运而生，而研究与传授这门艺术的业者恰恰是强调人为万物尺度的智者学派。人本对神本是矫枉，是西方史学得以产生的关键，但矫过了头便成了滥用，除了人这个尺度外没有客观真理可言。所以这时的智者注重语言的修饰和技巧的运用，为了胜讼和打动听众，可以运用各种歪曲事实的方法，从而造成文化领域的虚假夸饰之风。政治与文化领域中虚假风气的勃兴是产生希腊早期史学对立面的催化剂，正是在这一时期，希腊史学开始从单纯向复杂的演变，分离出一种半历史或非历史的治史倾向。著名史家色诺芬的《希腊史》是这种为亲者颂、为尊者讳、以个人政治好恶选择史料、评判史实的新方向的一部开山之作。这一倾向随着城邦危机而继续发展，到了希腊化时代进一步演化成专为君主歌功颂德的御用史学。
罗马史学继承了两种对立的希腊史学传统，共和时期以求真求实的倾向为主流，但进入元首制时期之后，情况发生变化。由于政制发展的总趋势是对社会的全面彻底控制，所以实用史学发展起来。塔西陀正是处在这样一个文网时张时放、共和与专制、求真与实用思想此消彼长的重要时期。他经历过图密善的暴政，感受到思想专政的恐怖，目睹史学的腐败，一味为当朝元首大唱赞歌。作为共和制的拥护者与古典史学优良传统的继承者，他对专制和歪曲历史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恰好图密善垮台之后出现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用塔西陀的话说就是“我们在这一时期里可以按照愿望去想，按照心里想的去说”了。〔3 〕于是他对以往史学经验的反思和总结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十分有趣的是，就在塔西陀提出自觉的客观主义原则之后，他立即不自觉地表露出了个人的爱憎，把自己置于知行矛盾的尴尬之中。比如他说：“我正要写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的历史，这里面有恐怖的战争，激烈的内哄，这些内哄即使没有大动干戈也是恐怖的……在罗马则是更加可怕的暴行。高贵的出身、财富、拒绝或是接受官职，这一切都会成为进行控诉的理由，而德行则会引起货真价实的毁灭。控告者所得到的报酬和他们所犯罪行是同样令人憎恨的东西；因为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取得了祭司职位和执政官职位作为赃物，另一些人则取得了皇帝代理官的地位和成为宫廷中的潜在势力，到处为非作歹，引起了憎恨和恐怖……”这段话显然充满了对战争、内讧、恐怖、陷害、背叛、贿赂等社会行为的厌恶。随后他又表示了他的所爱，与所恨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在这个时代，道德并没有沦丧到连一点崇高的典范都见不到的地步。母亲陪同自己的孩子们一同逃跑，妻子跟着自己的丈夫一道被流放；亲族们表现了勇气，女婿们表现了坚定，奴隶们表现了甚至严刑拷问都不能动摇的忠诚。一些著名的人物以刚毅不屈的精神迎接他们不可避免的死亡，他们在临死时的气概可以与古人的光辉的死亡并列而无愧……”〔4〕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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