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他认为历史与专门评功摆好的颂辞文学是格格不入的：“大多数史家在轻视撰述事件的同时，停留在为官员和将军们歌功颂德上，因而把自己人捧得天高，把敌对方面的人贬得一文不值。人们忘记了区别历史和颂辞之间的界限不只是一条狭窄的地峡，而是一道巨大的高墙。”〔11〕
再比如他十分正确地指出历史与诗歌（或戏剧）的差别在于“诗歌作品有诗歌的任务和规则，历史家则有另外一些任务和规则，那里（指诗歌，这里显然指的是荷马史诗--笔者注）有无拘无束的自由，诗人的意志是唯一的法则，因为他心中充盈着神灵，受制于缪斯。他甚至可以把带翼的马匹套上马车或对马说话，使它们从水面和麦穗的顶端飞驰而过也不会遭到拒绝。在诗人那里，当宙斯一下子将陆地和海洋拴到一根链条上并保持不动时，任何人都不再战斗，如若链条没被拉断，所有的人倒地之后也不会死亡。”而史家则完全不同，史家的唯一法则便是与主观意志对立的对客观实际的尊重，这是由其本质所规定的：“真实是历史的本质，凡打算撰写历史的人应当仅仅为真实服务，不应当顾及任何其他的东西。”〔12〕甚至连一点点爱国主义的激情都不应具有。然而史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他要受到各种影响他写真的外部或内心的压力，卢基阿努斯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文中给愿意坚持纯客观原则的史家建议：“如果在通向真实的道路上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家应始终注意的不是现在的听众（古代史作是要当众朗读给听众听的--作者注），而是今后将读到他的史著的人。”〔13〕他引用实例对此加以说明：在托勒密王朝修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亚历山大灯塔时，建筑师于工程竣工后在灯塔的基座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并用石灰覆盖了它，再在石灰上刻上歌颂国王功德的套话，因为建筑师知道国王希望将他在位期间的一切成就归于他自己。后来石灰剥落，谁是建造者的问题便真相大白。
卢基阿努斯的以上论述都属于认识论问题，他的论文更多讨论的还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如史料的收集、整理、辨伪、筛选、运用，史书表现的形式等等，其间夹着对古典史家代表的评价。对本文的论题来说，有关的主要是对史料真实程度的鉴别。古典史学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较成熟的工序。优秀的史家都懂得如何辩认史料的价值，在收集史料过程中既注意前人记载和口头传说之类二手货，也注意考古材料、档案材料、公私书信、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一手材料，并且把一手史料的价值置于二手史料的价值之上，甚至为了获得直接经验，还提倡史家进行实地查勘作业。这些成果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卢基阿努斯的论文中。
遗憾的是，卢基阿努斯有如此透彻的史识，却无治史的实践，使我们失去了结识他如何解决认识和实践这一对矛盾的机会。但古典西方史学中确有一位大史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将主观意志压制到最低限度，体现出历史家在落实客观主义原则中可能具有的最大张力，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修昔底德。
三修昔底德--客观主义史学原则的落实者
修昔底德有三个“首先”在西方史学中是无人可比的：1、 首先提出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和方法。2、首先达到人本史观的最高境界。3、首先在自己的史作中基本做到了超然中立的叙述。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序言中，修昔底德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史料处理原则，其中一段写道：“我的责任是不相信任何一个偶然的消息提供者的话，也不相信在我看来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事。我列举的事件，无论是我亲自参与的还是我从其他与此有关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都经过了对每一细微末节精心备至的审核。”〔14〕这是很专业化的史料怀疑和批判的原则，即史家对任何史料、甚至个人曾经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也不能信手征引，必须事先有一个认真的调查核实过程。
在当时的史学条件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写作几近完美地实践了这一原则。比如对希腊远古历史的处理，由于作者不可能有直接经验，不得不利用支离破碎的史诗、传闻，但他尽可能对这类史料进行清理考据，并运用了古代遗存、地形学材料加以补充。即使如此，他仍保持清醒的头脑，认为远古的故事“不可能验证，它们中的大多数随着时间的逝去变为传说，以致难以置信”。〔15〕再如，对于他记述的主题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料，他一方面利用他个人的直接经验，另一方面依靠原始档案文献（条约、决议、神托记录等）、当事人的回忆、口头传说等间接经验，以弥补个人直接观察的不足。修昔底德的有利之处是他是战争的目击者，并且曾参与雅典的战争领导，他本人由于在战争之初就抱有著书的目的，因此在战争期间对史料随时随地收集，从而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他书中的史实因此差不多都能给以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特别是涉及人、财、军备、战果等需要数学统计材料的地方，他均在可能的条件下予以一一缕列，甚至定量到个位数。书内的重要条约有详细条款，订立人的名称、国别；谈到的战役、重大政策的制订均有细致的过程，包括地形、气候、距离、心理等因素，这在古代史家中是很少见的。尤为新颖之处是他书中有许多以直接引语形式出现的演说，总量约占全书篇幅的四分之一，篇篇皆是珠玑，含有丰富的历史信息。古代没有录音设备，也不会有会议速记，修昔底德即使聆听了部分演说也不可能诸字诸句地照录无误，更不用说许多非雅典人在他国的演讲了，作者无疑对演说做过个人的加工。修昔底德对此做了坦诚的交代，告诉读者有些演说是他亲耳听到的，有些是他间接听说的，其准确性已很难稽考，他的处理办法是尽量接近原演讲大意，并根据当时的场合推想演讲者最可能说出的话语，〔16〕从而避免了对读者的误导。这种坦诚不仅是绝大多数古代史家难于企及的，而且是一些近现代史家（如某些传记、回忆录、专史等著作的作者）所不及的。
修昔底德的客观精神还表现在他把古代进步的历史观--人本史观推到了极致。希腊史学虽然是从原始的神人合一状态分离开始的，但这种分离从来就不彻底。在绝大多数希腊史著中，常常若明若暗地跃动着一种非人的力量，即神或命运。许多史家有意无意地试图摆脱它，但几乎无人能断绝与宗教、迷信的关系（甚至近代的兰克也没做到这一点），而修昔底德却是例外。
几十万言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可以说没有给超自然的力量任何位置，连续的历史事件，全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结果，与神和命运毫无关联，这在古代史著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作者无法回避神，因为绝大多数希腊人并不是无神论者，其历史活动包含着与神的经常性联系。修昔底德既然写人就要涉及神，但他不是停留在仅仅对事实的记录上，而是直截了当地批评人对神的迷信。他坚决拒绝把各种灾变当作神灵对各种即将到来的人祸的启示。战争爆发前，希腊人的圣地提洛岛发生大地震，人们认为这是大祸将至的朕兆，修昔底德却认为那不过是巧合的自然现象。〔17〕战争期间，地震仍不时发生，有时引起海啸。修昔底德的解释是地震先吸引海水离开海岸，然后海水又猛烈冲回来，于是产生了水灾。他十分肯定地指出：“在我看来，如果不是地震，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18〕类似的光辉思想在其他地方多次出现。如雅典将军尼西阿斯因月蚀而延误退军，遭致全军复没一事他认为愚蠢，雅典败军溃逃路上遇雷雨，士卒均认为是他们毁灭预兆。他却说雷雨不过是夏末秋初常见现象。在修昔底德眼里，社会现象的原因在于社会，自然现象的原因在于自然，始终两不相干。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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