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难得之处是修昔底德公然敢于对希腊人的宗教予以挑战。阿波罗的神谶在希腊人心目中一向是最灵验的，但这里的希腊人中却不应包括修昔底德。比如来自中希腊特尔斐的一则阿波罗神谶使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语言以便对应日后发生的事件，并指出有的神谶是求谶人为个人目的贿赂特尔斐神庙祭司后从而得到的。〔19〕在极个别的场合，修昔底德也提到过命运，但他的“命运”概念的内涵和其他古代史家的有本质的不同。他使用命运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如雅典的色雷斯人雇佣军突然洗劫米卡列乌斯城，把一切人丁，不分老幼，杀戮殆尽。命运在这里只是偶然现象的代名词，并没有神灵事先和事后的任何干预。他笔下的伯利克里曾代他解释了他的命运观：“事件的进程可能与人们的计划相反是正常的，而这正是我们通常把某种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事归咎于命运的原因。”〔20〕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有几段关于人是世间最重要的力量的宣言，虽然是借助伯利克里的口表达出来的，但显然得到推崇伯利克里人格的修昔底德的认可。其中伯利克里在战争初始时的公民动员讲话很有代表性：“我们所应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丧失，而是人员的损失。因为这些东西并不会使我们获得人，而是人创造了这些东西。”〔21〕这使人联想起同时代的哲学家普罗塔哥拉斯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22〕这是城邦全盛时期的希腊精神的高度概括。
在严格的史料批判和人本思想的基础上，修昔底德对个人情感进行了成功的克制，这使他虽然没能概括出抽离自我的纯客观原则，却成为西方史学史上最冷峻的客观主义实践家之一。
修昔底德是雅典人，是他所写战争的当事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内容实际主要是雅典的历史，因此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带有一些爱国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不是书内第一人称的介绍或事先的知识，我们很难察觉作者竟是雅典公民和爱国者。在修昔底德的书中，雅典首先是研究的对象，并不比它的死敌斯巴达在道义上占什么便宜。书中浸透着冷静的精神，每一人物、事件的前因后果及过程的叙述都使用非常平实、白描的笔触， 避免做过多的个人评定和文辞的渲染〔23〕， 并且在陈述中一定以相等的份额照顾到敌对双方对同一件事的解释，既不曲笔讳言，也不随波逐流，雅典敌人对雅典的各种指斥和自辩他秉笔直书，雅典的辩解和对敌方的控诉他照录不误，他在书中确实成了卢基阿努斯和阿克敦所推崇的“无国籍者”。
当然，修昔底德毕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一定的价值准则，在陈述事实时可以冷漠无情，在评述事实时却不能不露出有情的一面。但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这种需要情感的地方仍能保持客观的尊严，按照一般的道德标准判断是非善恶。他好象是一位公正的法官，在让诉讼双方均等申述之后，再依照他持有的价值准绳做一个极简洁的判决，往往只是一个插语。而被他判断的人物和事件，不管是雅典人还是外邦人，不管是雅典的敌人还是朋友，也不管是对雅典有利还是不利的事件，都是平等的。比如他对伯利克里的贤明廉正和领导民众的才能充满敬意，把他看作是雅典繁盛的决定性人物。他也对雅典的敌人，领导叙拉古人战胜雅典远征军的赫摩克拉底十分欣赏，称他是“绝顶的聪明人，在这场战争中显示出由经验得来的能力和突出的勇气”。〔24〕而对亚西比德那样的妖言惑众、假公济私的人他予以严厉谴责，把他批为引起国家毁灭的人。他为西西里远征军的主帅尼西阿斯的优柔寡断、贻误军机直至葬送了全军而痛心，但对尼西阿斯战败后被敌处死又感到惋惜，认为反对出兵的他是最不应该受到如此悲惨结局的人。由于公平充分地陈述了事实，作者又以一般原则为评判标准，因此他的评判非常令人信服。近现代史料的考据够严厉的了，但几乎没有人对他的记载表示疑义。休谟曾高度评价他的史学贡献：“修昔底德作品的第一页就是一切真实的历史的开端”。〔25〕由一位经验主义者说出这样的评价是非常不容易的。
鉴于古典客观主义思想在时间和实践上的领先性，在内容上的超时代性，我们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即近代西方的客观主义史学思想不过是是古典客观主义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注释：
〔1〕塔西字陀著：《历史》1，1。
〔2〕《编年史》1，1。
〔3〕《历史》1，1。
〔4〕《历史》1，2-3。
〔5〕《编年史》1，7。
〔6〕《阿古利可拉传》3。
〔7〕《怎样撰写历史》3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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