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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古代写本物质性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讯(记者张春海 通讯员郑易林)近年来,写本研究特别是关于写本的物质性等的研究,在学术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4月6—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写本及其物质性”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写本,指手写的文本,区别于印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Martin Kern)表示,在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重视写本的物质性,在当前国际学术界已是大势所趋。了解写本的物质性生产过程、思想传播过程,对文本的认识将发生重要改变。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委认为,只有最大程度还原文本的生产场景、书写条件、流通环节、应用性等问题,才能尽可能了解文本的结构、逻辑和语词的形成。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讨论了从简牍和贝叶的书写载体到纸本写卷的转变过程,并对不同载体所承载的文本结构、长短、内涵等方面加以讨论,考察了不同文明的知识在丝绸之路上是如何推进的。
    学者认为,在古代写本中,文本性与物质性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交互影响,考察这种关系将对了解写本的内涵乃至历史面貌等发挥积极作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认为,与印刷时代文本相对固定化和流传渠道多样化相比,中古时期书写的物质载体对于决定书写的内容、产生的作用往往更不容忽略。
    通过分析“集王羲之圣教序碑”、开成石经、唐代铜镜等物质实物,陆扬提出,一方面,文本意义会受到其物质呈现方式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古时期的许多物质制作背后也隐含着特定文本逻辑的支撑。在中古历史研究中,文本性和物质性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性关系。文本性和物质性的交错制造出了一种意义更为丰富的新事物,新事物的意义必须还原到其物质形式和文本环境下才能得以理解。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授丹妮拉·麦赫法(Daniela Mairhofer)讨论了西方写本中文本性、物质性的交互影响。她认为,需要区分开物质性的两个不同方面:一方面是书籍的装订制作、书写材料和版面安排;另一方面则是文本的“附件”,如旁注、脚注、夹批等。在文本实体中,基础文本和文本物质材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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