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日本军政署的纵容、庇护下，居留在山东的日本奸商、浪人无不从事毒品的贩卖和销售。他们在青岛、济南和胶济沿线各站，以开设药房、商店或洋行、旅社、妓院为名，售卖毒品。日人在山东各地所设的药房“无一处不贩卖吗啡”，“凡日本娼妓所到之处，即吗啡所到之处”（30）。据日人统计，到1919年2月，日人在济南所经营的196家“新事业”中，有63家为销售吗啡的“药店”。（31）日本关东厅事务次官藤原铁太郎在1923年的《鸦片制度调查报告》中也透露，“在济南有2，000余日本人，他们大多参与违禁品的活动”。（32）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鸦片毒品贩卖网。有些日本商人甚至深入山东内地，四处兜售。1915年4月18日和5月22日，兖州镇守使署就曾连续查获了两起日人无照赴济宁卖“药”案。
据“胶海关历年贸易报告”资料统计，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青岛港输入鸦片和其它毒品的数量十分惊人。1913年德占时期，鸦片输入已高达1，600余斤，而在日本统治时期，每年都远远超过这一数字。其中，1916年输入熟膏6，313斤、波斯土2，660斤，台湾土2，740斤，合计达11，713斤；1917年输入熟膏4，500斤；1918年为5，500斤；1919年为750斤；1921年为3，720斤。（34）仅五年的统计，共达26，183斤。事实上，日本走私运入青岛的鸦片远远超过海关报告之数。据当时的报纸揭露，1917年输入青岛的鸦片，“其确数则当50倍之”海关报告之数。（35）仅1921年，被海关查获没收充公的鸦片即达500多斤，被海关烧毁的吗啡为1，975英两，还有519英两的可卡因和吗啡赠送给了山东省内各医院使用。（36）至于那些装入木箱贴上“军用物品”标签的鸦片，其数目更无法计算了。据最低估计，用“军用”名义运入青岛的鸦片，不会少于海关进口统计数的3倍。（37）从青岛进口的大量鸦片，不仅行销于山东各地，而且辗转远销于江苏、安徽一带。
日本帝国主义在青岛、大连等地的鸦片走私活动，曾遭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为蒙骗世人耳目，更重要的是为了增加日军占领当局的鸦片收入，青岛日本民政部实行了鸦片专卖制度。1921年1月29日，以日军警备司令部的名义颁布的章程规定：“非得官方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口、制造或贩卖鸦片”（第4条）；除持有医师证明，需要长期吸烟，并领有官方吸烟执照者外，任何人不得吸鸦片烟”（第6条）；“任何人请求吸鸦片烟前，须向宪兵队提出申请，详列姓名、年龄、地址、职业等内容，并获得批准”（第7条）；“领有营业执照的鸦片贩卖商人，须将每笔销售数量登记入帐，并供稽查人员审查，鸦片烟不得售与无吸烟执照的人”（第14条）。（38）依据上述规定，日军占领当局完全控制了鸦片的贩运和销售，确保了它从鸦片毒品的公卖中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据史料记载，日军占领当局将鸦片专卖业务委托给了中国的买办奸商、号称“烟土大王”的刘子山经营。刘交纳了20万元的保证金后，挂出了“大日本鸦片局”的招牌。该局为总局，下辖七个分局，批发、零售鸦片。日方与他约定盈利七三折账，日七刘三。（39）仅一年时间，刘子山便获利”一百万两”，（40）而日军占领当局获利之巨，也就不言而喻了。
日人在青岛的大规模鸦片走私活动，造成了山东、江苏、安徽三省鸦片毒品泛滥成灾，严重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据1921年底调查，仅青岛一地按章领有执照的烟民即达3，114人。（41）受害者之多，由此可见一斑。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而倾家荡产或吸毒自毙。而日本的鸦片商人和殖民当局却从中攫取了巨额的利润。据记载，仅1918年1月至9月，日本便从购自印度、经神户运到青岛的2，000余箱鸦片中征税200万英镑。（42）据当时日人调查，青岛日本军政署的鸦片收益每年均超过300万日元。（43）通过这种可耻的毒品贸易获得的庞大利润，“就成为日本发展青岛和在那里建立日本商业霸权所用的资金来源”。
还应当指出的是，1912年10月23日在海牙缔结的《国际禁烟公约》曾明文规定：缔约各国应会同中国政府制定切实办法，以阻止从各国在华租界及租借地内，将鸦片、吗啡等毒品私运进口。（45）而日本作为该约的签字国之一，此项活动，显系不顾信义、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的犯罪行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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