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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凉史家刘昞与实录史体(2)

北魏太和十四年(490),尚书李冲奏称:“昞河右硕儒, 今子孙沉屈,未有禄润,贤者子孙宜蒙显异。”于是将他的一个儿子任命为郢州云阳县令。正光三年(523)六月,根据太保崔光的奏请, 甄免刘昞后代碎役。孝明帝下诏道:“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太保启陈,深合劝善。其孙等三家,特可听免。”(6)北魏统治者的评价,反映了刘昞的学问道德在北朝学界的影响。
    二《敦煌实录》久已亡佚,其真实情况,只能从诸书著录及其点滴遗文予以考述。
    该书的卷数,诸书说法不一。早期的《魏书》本传云为二十卷,而元嘉十四年(437),北凉王沮渠牧犍向宋文帝“奉表献方物, 并献……《敦煌实录》十卷。”(7)以后的《隋志》言十卷,新、 旧《唐志》都录为二十卷,程千帆先生以《十六国春秋·北凉录》与《宋书》所记,断定该书“作十卷为是”。(8)我们以为, 很可能该书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版本流传,二十卷本的内容比十卷本为多。何以如此说,请看以下分析。
    《隋书·经籍志》将《敦煌实录》著录于“史部·霸史类”。霸史类《小序》言:“自晋永嘉乱,皇纲失驭,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今举其见在,谓之霸史。”则所谓“霸史”,是古人对记载地方割据政权和分裂时期非“正统”政权史书的称谓。历史上以敦煌为都城的割据政权,只有西凉。史载:晋“隆安四年(400),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玄盛(李暠)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以敦煌为都城。建初元年(405),“迁居于酒泉”。到嘉兴四年(420),西凉主李歆被沮渠蒙逊打败,其弟李恂立于敦煌,次年被灭。(9)西凉先后有约7年时间,以敦煌为其都城。因此,被列于霸史类的十卷本《敦煌实录》只能是记载西凉历史的史书。隋志著录《凉书》及《敦煌实录》时,称“伪凉大将军从事中郎刘景撰”。大将军是李暠之称。刘昞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是在西凉时代,则所谓“伪凉”当指西凉而言。据上可以断定,该书十卷本的写作时间,在公元405年至420年间,即西凉王李暠及其子李恂当政的时代。刘昞当时负责“注记篇籍”,也就是起居注和国史的写作,《敦煌实录》十卷本亦其职务成果之一。
    两《唐志》著录该书为二十卷,说明唐时所存该书比隋人所见篇幅增加很多。从《魏书》本传亦称该书为二十卷,可以断然排除是由于隋唐间人对十卷本增益才造成二十卷本的可能。《魏书》撰成于北齐天保五年(554),所言《敦煌实录》的卷数,是魏收根据中秘藏本所录, 不应有误。而这一藏本当为魏太武帝平北凉后,于太延五年(439)十月“徒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时,一起运回的北凉“仓库珍宝”之一。(10)当时刘昞正担任乐平王从事中郎,二十卷本定出其手。古人著书,有终生不断增改的习惯。因此,可以断定,二十卷的本子,当系刘昞生前对十卷本多次增删以后形成的。十卷本前已献给南朝宋,被沈约著录于《宋书》,并为隋人在平陈后运回北方,而被《隋志》著录。“唐武德五年(622),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 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沂河西上,将致京师。行经底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11)十卷本的《敦煌实录》大概也在这一次沉没黄河,永远佚失了。而二十卷本,则由北魏传至东魏,再传至北齐,被魏收著录。北周平北齐后运至长安。隋人迁都仍将其存于西京大兴,最后被唐人收藏传播。简单说,《敦煌实录》有两种版本。十卷本,为刘昞在西凉时写成,唐初沉于黄河。而二十卷本,是刘昞对十卷本增改而成。北魏将其运回平城,最后传到唐代。这就是诸目录记载《敦煌实录》卷数不同之谜的合理答案。
    十卷本的内容已如前述。二十卷本的内容如何,从唐人的分类和论说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旧唐书·经籍志上》将其著录于“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二》将其著录于“杂传类”,又著录于“伪史类”。杂传,《隋志》小序说:“又汉时,阮仓作《列仙传》,刘向典较经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传,皆因其志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异》,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传》,以叙圣贤之风。因其事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载笔之士,删采其要焉。今取其见存,部而类之,谓之杂传。”简单说,杂传就是除正史以外记人物事迹的历史著作。二十卷本的《敦煌实录》既然归于该类,当是以人物传记为重要内容的。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对《敦煌实录》很有研究,将其视为“郡书”,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该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12)在另一处,刘知几还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欲求不朽,弘之在人。何者?交趾远居南裔,越裳之俗也;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裁书,则磊落英才,灿然盈瞩者矣。”(13)这两段话,充满了对刘昞及其著作的赞扬之词,同时也告诉我们,刘知几看到的《敦煌实录》大体是敦煌地方人物的传记。但《新唐书·艺文志》同时又将该书著录于“伪史类”,说明其内容有相当部分不是人物传记,而是记述一个割据政权(西凉)的历史。由此看来,刘昞对十卷本是修订,而不是全部推倒重写。具体讲,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历代人物传记。由于该书以“敦煌”为名,又由于作者是敦煌人,因此,所增加的都是敦煌籍的人物传记,从而使该书具有了双重的性质,即既是一部西凉史,又是一部敦煌地方人物合传,这就与十卷本有一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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