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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凉史家刘昞与实录史体(3)

我们说唐人见到的二十卷本《敦煌实录》并非单纯的人物传记,而是具有双重性质,还有材料可以证明。就在《史通》中,当说到史书的作者评论(论赞)时,刘知几再一次提到刘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刘昞曰奏,……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14)它告诉我们,刘知几所见《敦煌实录》有论赞,是以“奏”字引出作者评论。所谓奏,一般指为臣向君主陈述意见。刘昞这样做,显然与后代史书中的“史臣曰”引出论赞相似,是作者身份的表示,是史官写出来首先要让君主看的国史或正史。如果仅仅是一部地方人物志,他不可能用“奏”的形式来发表评论。《晋书》卷五十八《凉武昭王李玄盛传》内容十分丰富,且有几处径录西凉奏表疏赋全文,但却无一处提到刘昞。这一情况说明撰史诸臣是以《敦煌实录》作为该篇最重要参考材料的,因为任何一位严肃的史家,都不会藉修史之机在史书中宣扬个人业绩的。
    《敦煌实录》二十卷本在唐宋间为一些类书、注文、著述所录引。清乾隆间,学者章宗源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敦煌实录》条,有其辑出的佚文16条。清儒张澍关心桑梓文化,著《续敦煌实录》,其卷首一卷,为刘昞《敦煌实录》的辑本,共辑出该书佚文17条。李鼎文先生点校《续敦煌实录》,又补辑2条。(15)由于各人引据之书不同,辑文略有出入,但章氏所辑皆见于点校本19条中。这些佚文,“蒲海”(言疆域地理)“李暠”“张衡”(此为敦煌人,非发明混天仪者)“侯子瑜”“侯瑾”(此人与上条非同一人)“张存”“童巽”“索苞”“索丞”“范固”“索充”“宋质直”“王琴”“王贤”“范游”“库成述”“库成伫”诸条皆为凉人凉事,仅“蛇见”(张焕事)、“周生烈”两条为前代敦煌人事,可见《敦煌实录》基本是当代人写的当代史。
    三实录一词,本非书名。西汉末扬雄著《法言·重黎》云:“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这是实录一词最早的出处。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称:“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应劭注:“言其录事实。”则实录本指史家著史直录其事,不搀杂个人的好恶。用来论史书,则是对史家直笔品德的赞美。
    纵观古代史籍目录,以实录二字名书,最早为刘昞的《敦煌实录》。作者其所以用实录作为书名,很可能取扬雄等人所说的记史实事求是之意。因为十卷本的记史对象西凉国,其君主李暠与作者私交甚厚,自称实录,乃谓著该书时已排除个人感情之谓也。北凉统治者能对该书表示赏识,并选为向南朝宋皇帝进献的书籍,当亦与其记史实事求是有关。
    作为一种历史著作体裁,实录究竟起于何人何事?欧阳修在《崇文总目叙释·实录类》说:“实录起于唐世”。(16)南宋王应麟则认为:“实录起于萧梁,至唐而盛。杂取编年、纪传之法而为之,以备史官采录。”(17)当代学者大体皆宗王说,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分册》“实录”条即称:“最早有南朝梁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记梁武帝事;又有谢昊(一作吴)撰《梁皇帝实录》,记梁元帝事”云云。周兴嗣《梁书》卷四九有传,该传云:“周兴嗣,字思纂,陈郡项人。(天监)九年,除新安丞,秩满复为员外散骑侍郎,佐撰国史。十二年,迁给事中,撰史如故。普通二年(521)卒。 所撰《皇帝实录》……文集十卷。”《隋志》杂史类著录:“《梁皇帝实录》三卷,周兴嗣撰,记武帝事。”梁武帝于502-549年在位,由于作者逝世,该实录实际仅记载了梁武帝在位前半段的历史。谢昊的《梁皇帝实录》五卷,《隋志》云:“记元帝(552-555在位)事。”则梁人所撰实录,时间都在刘昞撰《敦煌实录》100年以后。梁之实录的体例究竟如何, 由于其皆已亡佚,似难说清。但梁时另有一书,名《梁太清实录》。《史通·杂说》自注云:“其王褒、庚信等事,又多见于……裴政《太清实录》。”“裴政《梁太清实录》称,元帝使王琛聘魏,长孙俭谓宇文曰:‘王琛眼睛全不转。’公曰:‘瞎眼奴痴人来,岂得怨我?’”这两条材料说明,梁代实录的主要内容还是记当时的人物,与十卷本《敦煌实录》的体例没有显著差别。既然体例相似,撰述时间又在其后,能否说梁朝诸实录系仿《敦煌实录》所作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里关键的材料,就是前引《宋书》所述,元嘉十四年(437)北凉沮渠牧犍献给宋文帝的河西著作20种中,包括“《敦煌实录》十卷”。这部书在南朝各代肯定受到妥善收藏,所以才能被沈约(441-513)载录于488 年完成的《宋书》中。周兴嗣、谢昊与沈约年龄相差不大,并曾同事。《史通·古今正史》言:“梁史,(梁)武帝时,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步兵校尉鲍行卿、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已有百篇。”则周、谢二人肯定见过十卷本《敦煌实录》,仿其体例作书,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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