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统菊]女性民俗学者、田野作业与社会性别制度——基于对22位民俗学者的访谈和个人的田野经验(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20 中国民俗学网 刁统菊 参加讨论
三、个体差异大于性别差异 受访的女性学者大多是从自身的调查经验和体会感受到自身身为女性的优势，比如容易得到访谈对象的信任，容易与女性访谈对象走的更近，但同样也对总是无法深入调查某些话题、不是被拒绝就是被忽视或被敷衍这一点深感遗憾。而男性学者对女性学者在田野作业中的优势和劣势这一问题的认识，较少源自社会刻板印象，更多是依据个人对女性同行的观察，不可否认他们确实也看到了女性自己体会不到的问题，比如前文提过的女性对细腻这一特点发挥过度的时候就转化为唠叨；女性过分沉溺于女性视角(当然这种过分沉溺并非多数女性学者的问题)等。 女性过分沉溺于女性视角这一缺陷，是一位男性学者提出来的。曹荣认为，女性身分是女性研究者的优势，但她们极容易陷入其中。这实际上是一种将女性视角过度化和夸大化的问题。在田野访谈中，女性研究者很容易把话题局限在女性生活中，忽略生活的整体性，在访谈时也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而且，过多强调性别差异和性别视角，不仅使得性别研究几乎成为女性学者的自留地，还以此视角去框定所有的研究，似乎性别意识可以观照所有问题。尤其是在面对男性访谈对象时，女性研究者表现出的女性性别意识，可能会成为深入交流的障碍。 很多人所说的女性做田野的优势或劣势，其实是基于社会性别制度的划分。比如，女性温柔、温顺，因此较少侵略性和攻击性，容易接触访谈对象；女性柔弱、顺从，缺乏安全感而容易面临一些危险；女性因为体力弱于男性，负荷能力不够；女性感受细腻，但容易陷入唠叨；女性被要求与男性保持适当距离，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社会评价；等等。反之，男性也具备侵略性、勇敢、强大等特点，因为侵略性强而不容易被人接受；因为安全感强大而敢于独自一人调查；因为照料孩子是母亲的责任而能够长期或频繁外出调查。女性身分带来的便利条件，使得她能够深入参与观察女性民俗事象，同理男性也更容易切入乡村政治、宗族制度等话题的调查。而且，正如女性学者与男性访谈对象交谈的时候感到不自然一样，男性学者在和女性访谈对象交谈时也是承担着社会压力的，甚至他们感受到的这种社会压力更重。当然，这种压力的大小乃至有无，也与社会的性质有关，比如蔡华在摩梭人中进行田野作业的时候，感到“跟女性说话没有任何问题，人家不在乎你”。 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中，更多地被推向了家庭内部，被视为抚育者、女儿等家庭角色，很难像男性研究者那样被作为“专家”“权威”来对待，而且这些看法完全不是研究者作为一个个体所能够决定和选择的。郭凌燕认为，在调查过程中，女性更容易被贴上温柔可爱、善解人意、孝顺等标签，也因此很容易被访谈对象当成晚辈、女儿诸如此类的角色。而一旦成为这样的角色，我们可能就得花费一些时间来扮演一个好女儿、好姐妹，需要耐心去听他们的教导、训斥，而且由于角色的转换，访谈对象也会把女性研究者当成家人，进入一些田野反而会更为困难。 总之，性别各有优劣，女性作为女性的优势，是与男性作为男性的优势相同的。男性和女性研究者即使是有差别，在赵旭东看来这种“差别也不应太大”，而岳永逸指出，不能把男女对立起来看。从前述来看，女性的优势有时与劣势相互对应，所以非但男性和女性做调查本身不是问题，他们也并非对立的双方，优势也好，劣势也好，关键在于置身现场的个体选择如何做、打算怎样做。康丽用“分寸”这样一个词来表明这一点，“你的这种角色扮演越深入，你在社区呆的时间越长，这种身分就越有可能给你带来反向的钳制。你越了解社区规则，加诸在你身上的社区的规则和责任就越会限制你一些行动，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可以接触或不可以接触哪些人，这其实都是一个分寸的问题。”譬如，女性通常被认为不应该抽烟、喝酒，但我在田野中有一个特别好的经验，假如女性研究者掏出香烟递给男性访谈对象尤其是老年男性，那么将会大大增进调查的便利，访谈对象即使不吸烟，也会高高兴兴地接受香烟并愉快地和我聊天。而女性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中如果将吸烟等诸如此类的行为作为自己的日常行为，那么就很有可能被传统社会语境下的访谈对象加以负面的评价。这并非康丽所说的“跨性别体验”———“社区只允许男性参加的事情，作为一个外来的女性田野工作者也可以参与到其中，而不会让他们感到异样或者侵害”。在我看来，跨性别体验是很困难的事情，但并非不可以做到，最终还是要看个体如何利用自己的性别和性别角色。 社会科学是个体的生产。就女性个体而言，身体素质、健康程度、相貌、专业素养乃至性格特点，都会对访谈对象和田野作业产生影响。退一步来说，面对同一个访谈对象，个体的性格与魅力也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性别刻板印象认为，与男性长于技术型工作相比，女性更擅长关系建构，女性的情感维系方式倾向于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在田野中与访谈对象建立关系的时候尤其如此，甚至她们会将田野关系延伸到个体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家庭领域当中，这对持续调查很有帮助。但实际上，也有女性不擅长这么做，而男性其实也会与访谈对象维持长期、友好的关系。这与研究者的个性关联更大。譬如王均霞在调查泰山进香女性的时候，并不单纯依靠女性这一身分，同时也是因为她个人的人品和人格受到访谈对象的赞赏，如在进香途中尽其所能帮助访谈对象，事后及时将照片邮寄到对方家中，之后才收到她们的电话，受邀去家中继续调查。可见，研究者在田野中的伦理道德尺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结语 不能否认，性别视角确实是一个必要的研究维度，一个最为理想、完美的田野团队是由两种性别组成的。作为女性的研究者在某些话题上能与女性研究对象进行更好的沟通和讨论。只是，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性别制度并不仅仅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反映在研究者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建构中。当然在某些情形下，当女性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如果能够暂时忘掉或模糊、淡化自己性别的时候，所表现的精神面貌也许更容易得到访谈对象的认可。但是，不要忘记，女性就是女性，你不可能让自己没有性别，如何在选题或者调查中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自身性别的优势，才是需要考虑的地方。而且，除了性别这一研究维度以外，对田野研究产生影响的，还有个体的性格特征、人格魅力、学术背景、兴趣爱好、身分特征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到研究者对调查对象的思考和把握，也会影响田野地点的选择和田野作业的过程、结果，以及对于原始资料的分析和阐释。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