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班彪到刘知几：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熟
秦汉是中国古代史学长足进步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学繁荣期。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进步，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确立之后继续向前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
班固是继司马迁之后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又一位大师。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史学批评意识更明确。在《汉书》中，班固多次对古代史学进行回瞻，进行评议，其《艺文志》“春秋家序”叙述历代史籍撰述、流传情况，肯定孔子、左丘明对史学的贡献，发展了目录题解式史学批评。《汉书·司马迁传》为史家司马迁立传，并在其“赞”中对司马迁史学进行了集中的评议，开创了传论赞式史学批评。班固谓《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更是千古不易之确论，它对中国古代“实录崇《史记》”的史学批评标尺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班固之后，东汉王充、张衡、仲长统，西晋傅玄、杜预、张辅，东晋干宝等都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发展作出过贡献。
张辅《论班马之优劣》一文突破过去史学批评重在史著思想性的局限，首次从史著文辞的烦与约、采撰的去与就、褒贬的得与失、体例的创与循、文采的华与实等方面对司马迁、班固进行比较，认为“迁称良史”，固不如迁。从此马班优劣，聚讼千古，莫衷一是。张辅《论班马之优劣》一文立论是否公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拓展了史学批评的视野，丰富了史学批评的范畴，强化了比较作为史学批评基本方法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因而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左传》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体例完备，史料丰富的编年体巨著，并在中国古代史著中以叙事简要，文辞洗练而见长。东晋干宝突破过去评论《左传》重在对其解“经”功用的肯定的局限，开始推崇《左传》文辞简要。自此以后，《左传》文辞简要遂得以世人肯定，“简要宗《左传》”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又一标尺。
秦汉、魏晋史学的发展，特别是这一时期史学批评的进步，孕育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高潮，这便是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的出现。在其博大精深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刘勰将“史传”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以专篇加以评论。要而言之，《文心雕龙·史传篇》史学批评主要内容有：
（一）宗经矩圣重凡例。
经，即《春秋》；圣，即孔子。《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开篇，“经”、“圣”既是刘勰论文的依据，也是他评史的准绳。刘勰十分推崇《春秋》、《左传》，强调史籍的重要性，提出史籍应“宗经矩圣”。他认为，“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因而“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据此原则，刘勰指斥司马迁“爱奇反经”，肯定班固“宗经矩圣”，批评《汉书》为吕后立纪“违经失实”，指责张衡欲为元帝王后立纪“谬亦甚矣”。孔子《春秋》有义例、书法，刘勰也十分重视史著凡例，推崇《春秋》“举例发凡”，肯定司马迁纪传体“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批评“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总之，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继承并发展了前人以《春秋》为准绳论史的传统，其“宗经矩圣”原则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是非据《春秋》”的批评标尺在理论上的反映。
（二）审正得失贵信实。
刘勰认为史学的功用决定了史贵信实。然而，“俗皆好奇”，加之史家又易为“世情利害”所左右，因而信史难得。刘勰根据史贵信实的原则评判过去史著得失，肯定司马迁“实录无隐”，批评“《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指斥薛莹《后汉记》、谢沉《后汉书》“疏谬少信”，强调史著应“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与以前的史学批评相比，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不着眼于某一具体史家或史著得失，而是将史学从艺文、经籍中分离出来，将“史传”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将众多的史家和史籍放入同一范畴，并就其共性的东西进行考察、评论，因而其批评的深度与广度是过去任何史学批评都无法比拟的。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刘勰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大师地位。
唐初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为吸取历史教训，总结历史成败得失，唐初统治者十分重视修史，并十分注意对史学的控制，史馆制度日臻完备。唐初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馆制度的完备直接促成了刘知几《史通》的问世。刘知几《史通》“商榷史篇”，“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代表作。要而言之，刘知几《史通》史学批评主要表现为：
（一）循名责实，重体例纯正。
刘知几论史，首重“名”、“实”。在名实关系上，刘知几认为“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其基本要求是名实相副，不能名不副实。在《史通》中，刘知几反复运用“求名责实”、“考名责实”的方法评论史著，认为一些史著“名实无准”，“再三乖谬”。在史著中，名与实体现在多方面，但体例是其最主要的方面。从名实相副要求出发，刘知几十分注重史著体例，要求史著体例纯正，反复批评包括《尚书》在内的一些史著“为例不纯”。不过，刘知几有时走向了极端，如认为记事体不应记言，记言体不可叙事，不编年者不应叫《春秋》，内容详尽的不可称“略”，这未免以文害义，因“名”伤“实”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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