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理论上的一点启示
考察了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我们或可从中窥见这一时代史学发展之大势，并得到这样一点理论上的启示，即中国古代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是如何在理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下得以进一步发展的。
孔子著《春秋》，自觉以儒家人伦道德为价值标准来认识、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从而成为中国古代历史观之渊薮。北宋以后，理学勃兴，并发展为意识形态之主流。宋初，欧阳修著《新唐书》和《五代史记》，“多取《春秋》遗意”[20]，一股具有理学倾向的史学思潮已显露端倪。朱熹“笔削”《资治通鉴》而成《通鉴纲目》，宋人称之为“万世史笔之准绳”，盛赞它使“春秋史法”得以恢复。何谓“春秋史法”？宋人李方子对此有精当的阐述：“凡古今难制之变、难断之疑，皆得参验稽决，以合天理人心之安。而后世权谋术数利害苟且之私，一毫无得参焉。”[21]--这是将理学家的道德理想悬设为客观历史发展之目的，将儒家人伦的道德逻辑加之于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从而要求以先验至上的伦理本体“理”为唯一的价值准则，来认识、衡量人类社会演进发展的诸种复杂现象。正是在对具体历史事实的是非裁断中，永恒至上的“理”才从人类历史中昭显出来。从北宋至元代，史学中的“正统”之辨就是合着理学发展的节拍而日渐热烈起来并达到高潮的。欧阳修给“正统”作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22]。“正”是从道德而言，“统”是从功业而言。可见，欧阳修之“正统”，是一个事实判断和道德判断合一的价值标准。在《通鉴纲目》中，朱熹以“天理”为准的，重新评断历史上的“正统”皇朝。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元代士人，更进一步阐明了朱熹“正统”观的道德意向和终极性质，即所谓：“帝王之统出于天”、“统出于天命人心之公。”[23]根据这样的“正统”观，认识和评价一个皇朝的历史功过及其历史地位，并不需要考察它实际产生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影响，而完全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某种主观抽象的道德原理。然而，客观历史之大“势”并不指向“天理”所在，“历史”的规律和“伦理”的逻辑非但不能统一而且互为矛盾。将以“天理”为原则的主观价值标准运用于复杂的历史进程中，贯彻在具体的历史撰述中，对历史作出的认识往往有悖于客观历史的真实。如辽、金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对当时历史的影响，当超过东晋时代的十六国对当时历史的影响。但是，据元代盛行的“天理人心之公”的“正统”观念，辽、金、朝却只能位列宋朝正史的“载记”部分，这显然是一种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任情“褒贬”。就在“正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论者越来越多的北宋中期，司马光却声言他所著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不作“正闰之辨”：“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24]南宋时，《通鉴纲目》大行于世，学人津津乐道“春秋史法”，史学家郑樵却明确反对著述历史而专事“褒贬”的作法，将之形容为：“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餮，专鼓唇舌。纵能得胜，岂能肥家？”[25]在元代关于辽、宋、金三史“正统”的大辩论中，修端等人能摆脱理学观念的束缚，不据“天理人心”立论，不作主观抑扬、而是考察辽、金朝的兴废之迹，“以本末言之”，把辽、宋、金三朝历史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加以评价。这一“正统”思想和司马光“但据其功业之实”的“正统”论有着相通之处：“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26]可见，在理学思潮高涨的情况下，当时的史学的确发生了轻视史实而任情“褒贬”的倾向。但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却使得认识主体能够自觉突破“天理人心”的藩篱，回到具体的历史现实之中。就是在这两种互为反动的史学思潮的比较、斗争中，中国古代史学“直笔”、“实录”的求真原则和“信史”观念变得更加明晰，也更加深化了。
还需一提的是，“正统”论表现出这一时代的思想家和史学家究心于使历史具有价值和意义。无论以“天理”论“正统”，还是以“王道”论“正统”，都要求对历史性存在的政权（君主或皇朝）作出终极的道德裁判。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以人理性之中的道德理想为归宿而日臻于“至善”，人类的历史不应屈从于“恶”的力量的推动，不应该是无意义和非道德的。这样，古往今来的人类行程就被置于“理”的无时间的永恒视野中，历史就被人们自觉为一个有规律、合目的的发展过程。由于在“理”的层次上认识历史，史学的境界也提高了，它不只是考辨、连缀只有时间联系的史实，而是要“于势之必然处见理”[②⑦]。虽然，在理学指导下的“正统”理论是不可取的，但正是理学向史学的渗透，才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历史和史学的哲学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历史学在经历了理学思潮的激荡后，才得以结出像王夫之《读通鉴论》和章学诚《文史通义》那样的理论硕果。
注释：
①② 《新史学·论正统》。
③ 参看王晓清：《宋元史学的“正统”之辨》，《中州学刊》一九九四年第六期；叶建华：《论元代史学的两股思潮》《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④ （21） 《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朱子序例》、《李方子后序》。
⑤ 《揭文安公集》卷八《通鉴纲目书法序》。
⑥⑦ 《安雅堂集》卷六《历代纪统序》。
⑧ 《白云稿》卷五《历代纪统要览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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