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新史学
西方新史学在60年代取得大发展，70年代达到巅峰。但就在其70年代鼎盛时期，新史学内部又发生了一个新变化，即“叙述的复兴”，或“新的老史学”（a new old history）的复兴，也有人说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新史学”（the new new history）。最早指出这一新变化的是于1979年发表那篇著名文章《叙述的复兴》的劳伦斯·斯通教授，此人是英国著名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的编委之一，同时长期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斯通指出的这一史学新变化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得到确认。而在确认这一史学新变化的人中间竟有法国年鉴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他于1985年临终前不久指称自己所从事的是“新史学”，而年鉴派第三代著名人物勒鲁瓦·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等人所从事的则是“新的新史学”[②j]。最近，原籍德国的美国教授伊格尔斯（Georg G.lggers）在德国发表的德文著作《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也接过斯通的话题，并重点讨论了这一史学新变化的内容[③j]。从这些不同国籍、经历各异的杰出史学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叙述的复兴”这一现象乃是西方各国史学最近20多年来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一个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我们不妨将此史学新形态暂时统一称为“新的”新史学，或简称为“新新史学”，以别于原来的新史学。
在斯通评论所谓“叙述的复兴”之前，年鉴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便于1978年具体指出了新史学内部发生的某些新变化。他说：“按早期年鉴学派的方式研究的经济史、社会史在今天已不再是新史学的先锋领域了，而在《年鉴》杂志创办初期尚无足轻重的人类学却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成为新史学优先的对话者。排斥政治史已不再是一种信条……同样，……历史事件由于建立在新的基础上从而重新恢复了名誉。在《年鉴》杂志初期还只初具轮廓的心态史学和表象史学，在今天则成为一条主线。”[①k]这里勒高夫虽未指明新新史学的出现，但他所谈到的新史学的变化实际上恰是新新史学的某些特征。下面不妨顺此线索以新史学为对照来系统概括一下新的新史学各方面的特征。
如前所述，新史学的重点内容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发展，实际上主要的就是社会的结构与演变进程。但新的新史学却将重点转向人自身，探索一定环境下的某个小群体或个人的思想、心态、感受和生活状况，以便揭示某种以往文化的特点。比如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的《干酪与蛆虫》（Carlo Ginzburg,The Cheese and the Worms,雷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0年）便描述了在16世纪的意大利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处死的一个农村磨坊主的宇宙观及其文化背景。而年鉴派著名学者勒鲁瓦·拉杜里的《蒙太荣》（Montaillou,巴黎1975年）则考察了14世纪早期法国南部山区一个小村庄的情况，生动地再现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宗教信仰乃至衣食住行的各方面状况。因此如将新史学与新的新史学的内容加以比较，便可发现，前者偏重于经济史、社会史，而后者则偏重于思想（心态）-文化史；前者着重研究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后者则重点研究在一定环境下生活的人们自身的主观状态；前者在考察规模上大体上是宏观的，后者则主要是微观的，被伊格尔斯称为“微观史”、“日常生活史”[②k]。新的新史学内容特点之形成大体上有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新史学对经济史、社会史的偏重导致了不满，因此使一部分新史学家转向新的研究热点，即思想（心态）-文化史。在此转变中，以年鉴学派最有代表性。
1972年以前，在年鉴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居统治地位时期，年鉴派的主导观念是将历史分为三个层次，即首先是经济-人口因素；其次是社会结构和势态；最后才是精神、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发展。此三层次的重要性依次递减，前面的层次是决定后面层次的基础。因此，他们着重对前两个层次开展所谓“长时段”研究，而对第三个层次则比较轻视。其结果是，有的年鉴派代表人物认为欧洲大陆自14世纪至18世纪的历史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无变动的历史”，因为据说这500年间欧洲社会完全禁锢在从未改变过的传统“经济-人口”状态中。然而恰在这段时间内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现代国家的兴起以及其他许多属于文化、科学、宗教、军事等方面的新现象，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和现象仅因为属于年鉴派划分的第三个层次而遭到忽视[①l]。还有另一件惊人的事实，《年鉴》杂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长时期中竟未刊载过任何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文章[②l]，原因自然是法国大革命属于第三层次的政治。这是明显的偏颇。只因为年鉴派在经济史、社会史研究中做出了杰出贡献而受到赞许和欢迎，其偏颇在一段时间之内才得以掩盖，没有明显暴露。但几十年过去了，短处终究要被发现并遭到日益严厉的批评。于是作为一种纠正，心态史研究的热潮兴起了。虽然心态史最早始自年鉴派的创立者费弗尔和布洛赫，但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直到60-70年代，心态史方才真正成为研究的热点。而法文的“心态”（mentalite）一词含义广泛而模糊，似可涵盖具有新新史学特征的全部内容，因此心态史学的兴起也就标志着一部分年鉴派史学家转向了新新史学。与此同时，其他西方国家内的一部分新史学家也由于大体相同的原因而将研究重点从历史中的客观环境转向了人们的主观世界。
其次，史学家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是形成新新史学内容特点的重要原因。
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处在核毁灭的阴影笼罩下，加上生态灾难的威胁和贫困化对相当多人类同胞的煎熬，这些不幸的事实使得西方知识界产生了疑虑，一部分人不禁怀疑现代科技和文明究竟是福还是祸？是给人类带来了解放还是压迫？人类文明是否真的会不断进步并给人类带来日益增多的满足？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历来是肯定的。而正是这种对于科学和文明进步的乐观信念为西方史学（包括新史学和传统史学）提供了主线和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各派史学家都共同相信，人类有一种不断走向进步的统一的历史。然而，对于科学与进步的怀疑打破了人类具有统一的历史的观念，怀疑派认为：“历史不是从一个中心出发的，不是直线地朝一个方向运动的。不但是存在有大批同样充满价值的文化，而且就在这些文化内部也并不存在一个中心，可以围绕着它归纳出一种统一的表述。”结果是，“代替了一种历史的是，现在有了许多的历史。”[③l]这种观点除了否定西方中心论并承认人类各种文化具有同等历史价值之外，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中则否认以往史学所确认的各种“中心”、主线或框架，而主张为那些以前被排斥在历史之外的“小人物”、“没有登上权势之坛”或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立传，写他们的经历、生活和思想体验[④l]。比如作为同男性相对存在的女性的历史在以前的史学中就毫无地位，无论经济史、社会史，还是任何阶级史，都不包含独立的女性史，它只有在上述新观点的指导下才能发展。于是产生了与原来相对说来属于宏观规模的新史学不同的，以从前在历史上没有地位的普通人为研究对象的“微观史”或“日常生活史”，即新的新史学。
此外，60年代末期在美国等西方大国出现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失败以后，很多知识分子情绪低沉，于70年代丧失了以政治行动来改造社会的信心，因此不再关心社会问题，而将兴趣转向私人性质的问题。史学家将这种情绪带入史学研究，便冷淡以往的社会和人们生活的客观环境，而将视线转向人们的心态、情感、价值观等主观状况[①m]。这种情况也是形成新新史学内容特征的一个原因。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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