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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演变(6)

新新史学在方法论上也有明显的特征。它虽然也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不像新史学那样依靠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地理学,而主要是同人类学和心理学相联系;它放弃了新史学所倚重的计量方法,而主要依靠直观的分析判断来处理资料和进行解释;在表现形式上,它放弃了新史学的分析方法,而回归到叙述。
    史学与哪种其他学科相靠近相结合,既决定于研究内容,同时又施影响于内容的选择。前文引录勒高夫的著作指出,人类学“超越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而为史学“优先的对话者”,这正是70年代以来的事实。史学与人类学的紧密结合既是形成新新史学内容特征的原因,同时又为研究其新内容提供了方法。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倡的所谓“厚描述”的方法,即深入细致地描述事件,分析其文化意义,从而揭示全部社会系统和价值观念的方法,对于微观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在前面提到过的卡洛·金兹伯格和勒鲁瓦·拉杜里等人的著作中都可发现其影响的痕迹。至于新新史学对于无意识心态和性等问题的探索和描述,则不管作者们承认与否,都反映出弗洛伊德学说和其他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新新史学对计量方法的抛弃,一方面是其内容决定的,其内容或者无法计量或者缺乏计量资料;另一方面也与计量方法本身的弱点有关。60年代,在英、法、美等国都开展了大规模的计量研究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但往往越是大规模的研究,其组织与实施中的问题也越多。比如资料是否准确完备,众多助手在处理原始资料过程中是否遵循统一的方法,所采用的计量公式与方法合适与否,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研究的结果。因此计量研究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即使在计量研究投入最大、收获最多的人口史领域,其多数深层次的问题也未解决,如欧洲人口为什么在1640至1740年间停止增长?其后人口开始增长的原因是出生率的提高还是死亡率的下降?在城市史研究方面,人口流动趋势仍没有弄清。甚至17和18世纪是英国社会还是法国社会更为开放和更具流动性的问题都没有确定答案[②m]。
    勒鲁瓦·拉杜里于60年代末曾断言:“今后史学家为了生存必须能够编制电脑程序”,“不是计量的史学无权称为科学”[①n]。这个断言的荒谬性很快被实践所揭穿。而拉杜里本人仅在数年之后便背弃了自己的断言,他于1975年出版的法国心态史名著《蒙太荣》与计量方法毫不相干,而采取了直观的方法,以大量适宜的材料详尽描述了那个小山村的人文景观。面对计量方法暴露出来的局限性,说过大话的拉杜里尚且可以抛开它,那些未曾公开推崇此法的微观史学家们自然更不必对它表示什么偏爱。这样,摆脱了计量分析,也不依靠任何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模式,新新史学唯一的选择便是以直观理解的方法来处理资料,从中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并以叙述的形式表现出来。
    新新史学之所以放弃计量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而回归到直观和叙述,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分析性著作很难被一般读者理解和接受。某些分析性学术专著的印数甚至在1000册以下,除了少数同行专家和图书馆之外,几乎无人问津。要改变这一情况,争取一般读者的垂青,自然就必须改变研究方法,回复到史学曾长期应用过的叙述上来。不过这并不意味向传统史学的复归。新新史学虽然与传统史学一样都采取了叙述的形式,但它却有不同于后者的特点:它继承了新史学反对精英史观的观点,主要描述的是社会下层的各种群体和个人,而不是社会上层;它由于内容的关系几乎无法应用传统史料,而必须开辟新的史料来源,比如经常利用法庭记录,从证人证词中窥探往昔社会及其下层人民的状况;它在叙述的同时,常常也进行分析;它描述一个人一件事不只是为其本身的缘故,更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反映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的情况[②n]。因此我们说,新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史学形态。
    叙述复兴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某些史学家经过几十年的跨学科研究之后开始对社会科学感到失望,他们认为社会科学“抽象的概念没有能力毫无遗漏和毫无歪曲地去理解和传达人类生存的质量方面”[③n]。这不只是史学家单方面的抱怨。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内部也存在着同样的情绪,学者们近年来甚至有一种危机感,认为社会学陷入了“褊狭、琐屑、理想主义”等危机,经济学尚处于“原始”状态,而整个社会科学要阐明“有关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则”则还有“光年”的距离要走,现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是微不足道的,在质量上是有问题的[④n]。正是这种悲观气氛弥漫着叙述复兴的学术背景。
    新新史学由怀疑社会科学理论和分析方法,转而以直观方法选取某种微观的内容(一个人物、一个村庄或一件事等等)来加以描述和分析,借以反映某种文化或社会的历史情况,这自然不是根据某种假设然后通过证明来得出结论的科学活动,而属于同科学相对的人文性质。因此,微观史学尽管没有完全割断同社会科学的联系(如借鉴人类学),但它确实疏远了科学,不再像新史学的主流那样自称为科学。这便是新新史学认识论的唯一特点,除此之外它与新史学在认识论方面暂时还看不出其他原则区别。
    新新史学是现代西方史学的最新形态,从发轫至今不过二十几年时间,有的问题尚很难定论。但从上述情况看,它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对新史学的片面性起了一些修正和平衡作用,这明显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它突破了后者的局限,着力于挖掘人们由传统积淀形成的无意识心态,此点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以往人们的精神心态状况是重要的历史侧面,是史学的必要课题,而且揭示人的无意识心态的存在和活动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心态史研究使我们看到,文化传统(不管是有文字的还是无文字的)给人们打下的心灵烙印(即无意识心态)是多么深刻而持久,它竟可以不随经济关系的改变而立刻改变。这就提示我们,在考察人们的思想行为时,不仅要了解彼时彼地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且还要研究那里人们的传统心态,因为这两个方面都是影响人们所思所为的社会存在。揭示这个道理是心态史学的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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