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考据学派。在“新史学”兴起的浪潮中，新历史考据学派亦开始萌生。它的特点，不是以批判“中国之旧史”为目标，而是一则借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一则继承18世纪乾嘉时期考史学派的传统，提出了许多阐释中国历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早在1921年，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即付梓刊行，成为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先驱。王国维用“二重证据法”，以达到“古史新证”的目的。他对于考古学上的新发现表示出极大的重视，认为这是推动了新学问的出现。陈寅恪、陈垣是继王国维之后的最有成就的两位新历史考据学派大师。前者以诗文与史事互证见长，后者以探求史源、区分类例为宗，在考据和撰述上都取得了丰富的、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在历史考据方面，由“疑古”走向“考信”的顾颉刚，在古史考辨上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他主办的《古史辨》，曾经产生很大的影响。陈寅恪、陈垣、顾颉刚，都是跨越20世纪前期和后期的史家，为新中国的史学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和“影射史学”的泛滥。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新中国的指导思想，唯物史观在中国各族人民中开始普及，这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条件。从1949年至1966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都纷纷写出了新的著作，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还突出地表现在各级学校的历史课程和各种历史研究机构，都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广泛传播的重大成就，使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南；其中，一批又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这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连续性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1966年至197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国家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等都失去了正常的秩序。“四人帮”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使学术界成为这场“革命”的锋芒所向，而史学界又首当其冲。继之而起的是“儒法斗争史”的泛滥和“批儒评法”的横行，历史被歪曲和篡改，史学被“四人帮”糟蹋成为用来搞政治影射的工具，完全失去了它的崇高尊严和科学价值。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所遭受到的最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取。当然，即使在这样的年代里，一些真诚的史学工作者并未放弃自己的学术信仰，坚持为史学工作的复兴而默默地耕耘。
总的来看，这是一个为史学发展积蓄了宝贵经验和教训的时期。
--新时期史学的繁荣和当前史学发展趋势。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特别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历史进程的改变，中国史学逐步进入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政治上的思想解放，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史学上一些“禁区”的被突破，极大地鼓舞了史学工作者的热情，史学界所积蓄的“潜能”一个子被释放出来，化作无数的鸿篇巨制。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又一个春天。
这个时期，历史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增多了，历史学的专门刊物增多了，史学工作者队伍的人数增多了，这都是史学发展的标志。从深层次来看，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扩大了，这表现在对学科理论、方法的关注，对国外史学发展状况和发展趋势的关注，以及对史学相关学科发展的关注；历史研究领域扩大了，如在重视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文化史与社会史的研究，民族史与宗教史的研究，地方史与区域史的研究，考古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的结合，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与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等等，而对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则尤其活跃，还有一些规模宏大的历史研究项目，在这个时期开始启动，其中有的已经完成。从80年代开始出版的《中国历史学年鉴》，真实地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
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有两点是十分突出的。一个发展趋势是：史学工作者经过对50年代以来史学发展道路的反思，经过对当代外国史学发展状况的初步了解，并认真地考察了当代中国历史运动对史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从而在理论、方法、研究课题的价值取向、研究的手段与模式等方面，都有比较深入的思考；可以预料，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初，将有一批面貌一新的、有影响的新成果问世。另一个发展趋势是：史学发展在客观上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当史学更多地接触到社会层面时，便出现了高雅与平庸混杂、通俗与媚俗并存的局面，这有势使之然的一面，也有学风不正的一面。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趋势所带来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二）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本成就
--理论、方法论研究的成就。在历史理论方面，20世纪中国史学有两个重大的转变，一是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向近代进化论的转变，一是从进化论向历史唯物论的转变。前一个转变始于19世纪末叶，康有为在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下，结合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创立了历史进化论。其后严复译述《天演论》，西方的进化论进一步广泛流传。至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明确提出历史撰述要写出人群之进化现象并求得公理公例的原则，从而使历史进化论在史学领域中获得了具体的表现形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章太炎、孙中山阐述了革命在历史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把历史进化论又向前推进一步。后一个转变是更重要的转变，这是因为历史唯物论克服了历史进化论的种种局限性，向人们提供了科学地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历史观和方法论。1919年至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强调“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①b]他说的“新史观”即是唯物史观，并对其内容与价值作了阐述。其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史学家们对唯物史观有十分丰富的阐述和运用，同时也有一些专门性质的研究论著问世。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1939年）一书，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同他在60年代发表的著名论文《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家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相互补充、发明，反映了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80年代，侯外庐总结自己数十年治史的理论和方法，揭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解和执行唯物史观的心迹与实践。[②b]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1989年），反映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作出理论说明的真诚的努力。这样的著作还有不少，不能一一列举。近20年来，史学界关于史学自身的理论研究，也有新的起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历史撰述的成就。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历史撰述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2年编制的1900～1980年《八十年史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的统计，这81年出版历史类著作大约12400余种，平均每年出版历史类著作约150种左右。另据《中国历史学年鉴》的统计，1979年历史类著作的出版约170余种，而1994年历史类著作的出版则增加至约750种，足见近十几年来历史类著作出版数量增长的迅速。[①c]历史撰述上的辉煌，并不止是指出版数量之大而言，主要还在于它们涉及到广泛的历史领域，其中有许多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科学水平，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新发展。对此，林甘泉先生最近所撰《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已有中肯的和比较详细的论列，[②c]本文不再赘述。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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